公司赴京参加第五届数控机床展览会

  为了促进我国数控机床行业的自主创新和发展,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数控机床展于4月21日至25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自2000年创办以来,本着”培育国产数控机床市场,促进数控机床主流产品开发,推动中国数控机床产业化进程”的宗旨,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本届展会以”展示自主创新成果、推动重大专项实施”为主题,为国家16个重点支持发展的重大专项用户及各行各业客商和专业观众提供考察、采购数控机床的平台。
  本届展会有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达7.2万平方米。参展的整机展品中境内企业生产的有838台套,境外企业生产的有50多台套;展出的数控装置120多台套;各种数控机床关键功能部件和工具量仪展品数万件,各种创新的高水平展品争奇斗艳,展会规模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还举办了”国产高档数控机床应用座谈会”、”跟踪重点需求,自主创新发展”高层论坛以及35场技术交流讲座等配套活动。
  我公司的MCH63精密卧式加工中心、VGC1500龙门立式加工中心、VMCL1100立式加工中心、MCH50卧式加工中心、SL50斜床身数控车床赴京参展,其中MCH63精密卧式加工中心获得了2007年度机床行业十大新产品称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换刀机构等申报了两项发明专利和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产业化工程已得到江苏省成果转化专向资金的政策扶持,VMCL1100立式加工中心产品系列获南通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展会期间,公司在现场进行了切削演示会,充分展示了产品的性能,受到各界的好评。
  4月21日上午,南通市副市长吴晓春在公司董事长陈照东、总经理凌卫国的陪同下亲临公司展台并参加了开幕式。
  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等中央领导在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吴柏林、于成廷等的陪同下,亲临我公司展台视察,在听取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陈照东、总经理凌卫国的情况后,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奥运风波:中国与西方的博弈
上海 成键

1.对外反思外交和外宣政策
2. 对内检讨民族政策
3. 检讨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和社会发展模式
4.重新评估世贸协议和开放风险

  事实说明,接近西方,接轨世界是非常不现实的空想。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从近邻俄罗斯身上学到经验教训。俄国以苏联解体,三权分立为代价获得“民主国家”的头衔,但叶公好龙的西方国家既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民主俄罗斯”的出现,更不会欢迎“专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奥运圣火还在继续传递,奥运会召开前后中国国内外还可能风波不断,再加上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2008,中国面临极大挑战。2008年以后,中国也面临着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再选择问题。有学者担心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向左走,所谓的朝鲜化,以超强硬应付西方的强硬。笔者认为,可能真正适合中国的还是俄罗斯式的国家主义:与西方社会保持适度紧张,在国际交往中动用一切资源赤裸裸地维护国家利益。现在可以采取的政策如:大幅提高包括煤炭和稀有金属在内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增持欧元等替代货币资产,同时联合欧盟和日本等受害国,反对美元恶意贬值,减轻中国外贸企业产品出口压力,同时也能转移视线,在西方国家之间制造矛盾。

  对于中国到底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国内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可以想象,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这两种争论还将持续下去。就在刚刚结束的博鳌论坛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讲话,既对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进行了小节,给出了肯定评价;又强调了改革的思路和发展方向不变,体现出领导层处变不惊的驾驭能力和对国家发展的自信心。可以说,胡主席的讲话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在中短期内,除非发生不可逆转的重大国际事件,中国将保持政策的一贯性和延续性,以开放的心态来应对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各种挑战。

房价快降了,大家好好等着吧?

大概到2025年左右,2000年前出生的年轻人大多将成家。

对于城市出生的这一代年轻人:
由于大多是双方均独生子女家庭,两代老人能够给的老城区房子平均有两套以上。
对于城市里面的年轻人来讲,不管是住旧房子还是租房子住,都能凑活,还有余房可以出租。

对于农村进城镇的这一代年轻人:
农村已经回不去,一不会种地、二已经没有宅基地。
到城市里可以买房、租房。但是基本并没有房子可以出租。

结论:
形成一批吃房租的城市落魄户。
房地产商开发到小城镇,因为农民正被从土地上逐渐驱赶出来。
农民回流,搞农庄,顺带搞“次级”地产(小产权)。

有消息称中国将解禁计划生育政策,房地产商的生意会越来越兴旺,要不了几年北京天津就连一体了、当今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大之国,房地产商还该应到国外开发让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拥有住房。

迫18亿的红线是迟早的事,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的重要来源,准备金率的提高不会影响地方政府卖地的积极性,也不会少卖或低卖一块地,也不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收入,只会影响卖地的速度,他们该收的钱一分都不会少。中国企业逃税有方,看看娃哈哈的宗老先生就知道了。所以除了卖地抬高地价房价,也看不出还有什么方法能增加财税收入

2006年株洲征地拆迁过程中砖混结构房屋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280元,还有更低90元

说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因为我们的对政府所有的建议或者批评都是昂着头说的。这两年说政府好的已经越来越少了,更多听到是垄断,收入分配,财政收入,印花税等内容了。

看一下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的价格差别就能明白一切,工业用地之所以便宜,根本原因是各地的招商引资之争,虽然初始价格便宜,但引入了会下蛋的鸡不怕以后收不到钱;反观住宅用地,由于是一次性收益,当然越贵越好,可以投入到大量的政绩工程中去,如此滚动,从而推动地方上的投资冲动越搞越甚。当然,他们会精心控制好供地速度,房地产商们也没闲着,积极地跟进配合,媒体为了争取这些广告客户也在推波助澜,各路人马粉粉登场,共同维护着这十年一遇的获利机会,即使有一些理性的声音也被喧嚣给淹没了。可怜的消费者,受到土地越来越贵、房价越来越高、供不应求、投资渠道匮乏等影响不顾一切的买进,期望能增值保值,从一开始的真实需求演变为了具有较高杠杆(在银行的支持下)的投机需求,房价收入比越来越高,所积累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尤其是这种带有较高杠杆的投机活动,风险要高于股市泡沫风险(因为股市是非保证金交易而且融资交易的占少数,银行界入不深),一旦完到头,这条利益链上谁也逃不掉。幸运的是,还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提醒了我们,忘羊补牢为时不晚,还是要把精力放到改善民生、转变增长方式上。

我记得98年左右,房价才4百元左右/1平方米,现在都1万多元/平方米,其原因是地方政府把土地抬得很高,工薪阶层没房住,政府机关拿这钱大把大把的消费,大把大把的放进自已的腰包,工薪族把省吃俭用了一辈子的钱,或上一辈的钱都给了他们消费,强烈要求把土地价格降低,还给工薪层一个家。。。

地方政府在土地政策上就如在赌场上即做庄开赌又参与赌博,地产商就像职业赌徒,源源不断的筹码就是来自银行,卑鄙的上市融资,和共和国40年来的住宅欠帐导致的所谓刚性需求。老百姓买商品房就是在给这个赌桌上输送筹码。

政府是最大的庄家和操盘手,也永远是最终的赢家。先是天价出让土地,之后可以收到土地出让金、土地补偿款、印花税、契税,房地产商开发后,还会收营业税、印花税、土增税(与所得税有重复征税的嫌疑)、所得税、契税(又收一遍),老百姓总问房地产的成本到底是多少?为什么政府不敢说?因为至少60%以上的成本是支付给政府的。所以,房价下降不符合政府的根本利益,房价短期也不会降。

先弄清楚这么多年 那么多土地出让金那去了?土地是公有财产 地方政府无权拍卖。致使拍卖。那拍卖所得也该用在公共福利。不能用作官员的吃喝玩乐专用资金

既然都是从银行贷款建房,为何政府不去多建些产权属于政府的楼房,然后以使用权的形式低价长期租赁给人民,城里住宅始终属于国家所有,公民只有使用居住权,而无买卖租赁作为商品交易,因为中国城市人口太多,至于建少数的别墅,也要国有,是有钱人需要享受用的,就要高价租赁,对于平民低收入家庭,就建一些面积较小一点的经济使用房,中国应该禁止房屋商品化,因为它涉及到民生的大问题,中国人口多,建的楼房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住不起,只有少数有钱人大量购买商品房,自己不住,租赁出去赚钱,也不交税,(应该限制购房,不适合购买多余房的应该让其每年交纳房屋占有税,或叫做公共资源占有税,从而从根本上限制了房屋的在少数人手里大量囤积),其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有钱人去像地主占有土地一样去占有房屋。开发商赚了中间环节的钱(包括偷工减料的钱),有钱者买后,又用房屋去赚钱,或自己享用,土地房屋本来就有限,这就意味着将有很多人没有房住,一是买不起,二是租不起,三是房屋将因少而更加珍贵和昂贵,甚至没有合适住所。怎样才能做到人人有房住,住的起房,更好的为够建和谐社会和发展社会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城市房屋国有化,禁止这种基本的涉及民生的东西商品化,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毕竟人口众多,房屋少,商品化让大部分人买不起,住不起,也总有一天会没有房住。

有消息称中国将解禁计划生育政策,房地产商的生意会越来越兴旺,要不了几年北京天津就连一体了、当今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大之国,房地产商还该应到国外开发让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拥有住房。

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保证土地供应量是抑制房价上涨的前提条件。”政府无耻的,好像土地必须高价出让,真够赤裸裸的掠夺

土地供应减少,未来房子供应更加不足,房价只有一个字,涨,不停的涨!!!! 管理层根本就不懂经济规律,你大量供应土地,降低房地产进入门槛,房子供应增加,自然价格就下来了。象现在这样,卡开发商的资金,开发商买不了地进行后继开发,也许会促使短时间开发商的降价抛售,但长期来看,房子供应减少,需求保持稳定,能活下来的开发商,会把后来的房子卖得比现在贵得多,以弥补前期降价抛售的损失。“我就涨了,你爱买不买。前面那么困难的日子我都过来了,我还怕你现在不买房?! 哈哈

高通胀的环境下,应该继续紧缩信贷,疯狂屯地的开发商破产丝毫不值得怜悯。政府应考虑改变目前的拍地方式,根据收入水平,多推双限地块,这样才能政府、购房者、开发商三赢,社会才能和谐。

毛主席领导农民推翻三座大山! 谁又领导这三座大山压迫农民?

建议用列表的形式对比各地产商的土地储备、资金与负债状况,可让读者一目了然。《财经》应突破只用文字表达的国内报道模式,提高财经文论的质量。作为一家向《经济学人》看齐的杂志,采编技术和图文并茂的工夫都有待提高。祝《财经》不断提高水平,成为真正的大家!

宏观调近控的成败,在此一举。 中国的崛起,要靠实业兴国,产业报国。 一个光靠地产的国家,就崛起了? 美国、日本市值前30位,基本没有地产股。 地产股高,地价高,商业成本增大,吃掉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另外,地产没有技术性的东西,就是权钱勾结之类,国家如此,如何能够发展?

流拍说明什么?说明地方政府定的底价还是太高了,—说明税收分成不合理,地方财政没钱只好找土地要,—说明行政成本太高了,这么高的税还养活不起。

香港投资者认为土地就是黄金,但香港人并不知国内房地产政策,两年内要完成开发,银根紧缩等,现时土地储备最多的地产商都是在H股上市(碧桂园,恒大准备IPO,富力,中海外,合生创展,绿地,复地等),不过国内保利地产,苏宁环球,招商地产去年都赌房价会继续向上及强大的购买力向银行贷款拼命地购买土地至4~5年内开发,王石在经济半小时说到连中产阶级(年收入10~30万)的都感到压力,就算房价继续上升的购买力会跟得上嘛? 看了有一篇文章也挺搞笑的,富力08年的销售计划250亿(可能性也有),恒大还牛销售计划500亿(吹呗)断了资金链,只可以离第二个顺驰不远啦

我是外行,但我能够看得懂负债140%是什么意思。新闻报道不用太苛刻,又不是博士生毕业论文。

资产负债率有可能大于100%的。如果一个企业净资产(所有者权益)为负的情况下,资产负债就会大于100%。

把老百姓居住用地高价拍卖,让人民买不起房,世界罕见。

公产党万岁.

城市宿舍理论本人有重大房地产成果介绍:我们发展中国家必须有公屋制度: 本人称”城市宿舍”.这是比计划生育还要关头的基本国策!:城市宿舍房子概念:不管户口,在本城市工作并纳税3-5年即可申请。可住一辈子,不可自由转让,当住户有能力在外买另一商品房子一个月内,必须将此宿舍以原价减去折旧卖给政府,由政府另安排给下一批需要的年轻人。(他的后代如仍没有商品房子的就可继承房子,已经有房子的就只能拿折价后的房子现金。)以往的经济解困房因可自由转让给没良心的人炒买炒卖了,这样就可直接避免了商品房子的炒买炒卖。这样一来,有门路有特权的人也不好意思不可能拿这种房子来炒了。直接体现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回归房子的本质功能! 1,香港的收入比我们的多得多,还有30%的公屋.我们为什么不???! 2,房地产不是高难度高科技的,而是高利润的东西.政府部门为什么不搞房子来买?这种名利双收的事业为什么不做?!干嘛老是投标土地,将房子建设的工程投标不行吗?政府来卖房子,挣多点,或者说少挣点不行吗?! 3,一个城市就如一个大大的工厂区如是.人人都是工人,都应有宿舍,住下来,更好地为工厂(为这个城市)挣钱!厂方(政府)不提供宿舍.反而叫工人自行在外高价买房子.工厂里的地方都给老员工,领导早先买去,搞什么”房地产”了,新的工人不得不花高价做房奴!工人们睡觉的地方也没有,又如何有心思为我们的城市建设,增强竞争力而尽力呢?! 4,就是老的职工赚新职工的钱,或者说,他们在赚取儿子孙子的钱而已!他做奴隶主,他的后代就是奴隶(房奴)(救民救国之道)。 5,为什么反而是房地产的大佬们提出来说,解决中下层的住房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官干嘛去了? 6,本人以广州市为地方,算一下,如果是在广州市中心20公里外,用2万亩来建所谓的”工人宿舍”以前说是”解困房”,如每套60平方(实用),用地1:1.20层.有1万亩占地建房,就可有100万套,每户4人.可容400万人了!政府说没地?!是他们没想到中下阶层的人民.或许他们手上有几处房子收益,沾沾自喜,有何了不起?!无非是在赚后人(包括自己人的后代)的钱而已.7,政府不来搞"工厂宿舍",地产大佬来搞吧!王石,任志强,潘石屹.来搞吧,为国为民,为公司进行土地和人员(客户)储备.本人已经成为有较为详尽的房地产界跨越金融界的构思!历史重任在你们身上!不在当官的身上!8,自从上个世纪,本人是一名森林工程师,在单位上班之余,看报纸必看广告,看广告必看房地产的广告.多少有点总结:(理论)城乡连锁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拿用地指标理论,合法不败的"搞土地传销"理念.另类房地产概念.城市工厂宿舍理论.9,以本人不到2000元的工资,采取东挖西补的方式,几年来,控制达3000亩的土地.本人是公开的,wanglin020@126.com,QQ:289416143,网站www.gznlc.cn,愿意与各位官员,商家大佬,房奴们探讨问题.10,救救孩子,救救中国,要实施"城市工厂宿舍"!现在,城市就是奴隶(房奴)社会!11,以往,多数人,包括张广宁同志,他是有良心而欠策略呀,是要把房价降下来,是错的.以我的工厂宿舍理论,商品房子没降反升,因为,多数人有“城市宿舍房子”住后,积蓄多年会买更好更大的房子.我们的房价没有降,反而升,达到中下层,商家,政府,中上层四方都达到共赢和真正和谐富强国家。(救民救国之道)12,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工业化进程国家,以后,一半人囗是要住在城里的.必要搞"工厂宿舍",全部自由的房地产市场是万万不能的.是社会罪恶的重要根源之一.13,请各位网友转贴此贴,谢谢.请各政府官员,商家,市民房奴交流,回电指正。 14,我真是小人忧天呀,万一,来个天灾(台风地震)人祸(恐怖事件,炸弹,敌国)房价必跌大半,炒房的人就当少赚点,但借钱买房的房奴又如何能经得起折腾呢?!社会必动荡不安!********本人是诚意如有打扰,请谅解!

政府发展的钱基本上是这么来的啊!!!你想现在的政府人员工资是中上流,服务态度是中下流,办公环境是中上流,办公效率是中下流。一出是中上流的车,一进是中上流的宾馆。晕啊!作为服务机构,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却占用大量社会财富。现在政府依靠土地可以理解,现在的当官的也来依靠他,可以发现好的地区最先购买的都是帮政府官员,然后就是等出售。这些官都是代表政府的,所以说政府的政策可能对房价下手吗!只是最近经济前景不是很好,能买的起房子的人的钱已经炸完了,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没办法才开始下坡的!并不是说政府的政策起多大作用了! 其实这问题不在政府,也不在共产党,而是我们当官的人没有人去管他们,我们这国企改革,最晕!最后决定事情改革的还有和大官有关系。最后能拍下来的,不是最有实力的人,而是最有关系的人!有的国企现在拍工人闹事,卖了工人还不知道。可怕啊!其实有的国企还是很有希望的,可有的领导为了自己腰包,什么事情都敢做一做,一个国企卖了,心不黑的人就可以坐等退休,心黑的有了经验就开始寻找下一目标! 为什么现在检察院这么没用!有人开玩笑,现在一个高官不贪难,就怕他贪了不做事!人民对我们的领导已经降到了最小的道德要求,可当官的还是不争气啊!晕!!!!晕!!!

仆人把主人的土地高价卖给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再盖成房子暴利卖给主人,而主人则成为了被宰的羔羊,这样的仆人真是太高明了。

留着土地种大米吧,楼价跌,大米张。

关于土地的问题感到非常无聊,中国打摆子这是中国混乱的根基

呵呵,所谓土地出让金 就是提前消耗子孙后代的金钱和资源,往地方官员的政绩上贴金,建楼堂馆所,供官员吃喝玩乐

狗屁

SARS未远去

然而,在很多科学家看来,无论SARS是否会卷土重来,对于这种病毒的记忆和关注都不应当中断。毕竟,围绕SARS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德国吕贝克大学的希根菲尔德(Rolf
Hilgenfeld)教授就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说,SARS研究不能半途而废,“我们需要随时做好应对SARS病毒或其他病毒袭击的准备。”

然而,2004年4月,北京和安徽出现的SARS疫情,却要严重得多。而其源头,恰恰是赵所担心的实验室病毒泄漏。

但如今,随着该课题结束,参与项目的中方研究者又很可能陷入“断奶”状态。

原文:

SARS未远去

价格管制有损中国能源安全

价格管制有损中国能源安全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吴钉
2008年4月14日 星期一

近日,中国两家上市能源企业上海石化(Sinopec Shanghai Petrochemical)和华电能源(Huadian Energy)先后发布预警公告,称2008年第一季度将出现经营性亏损。上海石化属中国三大石油企业之一的中石化集团旗下,华电能源属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华电集团旗下。
两家公司预亏,只是中国能源企业经营面临严峻形势的一个缩影。随着电力、石化行业的上市公司2007年报陆续披露,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利润率大幅下降已成为普遍现象,部分竞争力弱的企业则出现亏损。

造成亏损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对电和成品油等能源的价格实施管制。电力、石化行业的上游产品,煤(中国超过75%的发电机组为火电)和原油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节节上涨的原料价格和被政府管住的产品价格,使两行业的盈利空间不断遭到挤压。

2008年,国内和国际市场条件进一步恶化,动力煤和原油的价格均创出新高,电力、石化行业正面临出现大面积乃至全行业亏损的风险。两家上市公司预亏只是一个先兆。目前,电力行业全行业经营困难的局面已现端倪。五大发电集团中,除资产质量稍好的华能集团微利经营,其他均已陷入亏损或处于亏损边缘。

在短期内,对能源的价格管制的确可以延缓物价上涨。从长期看,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为了好看的CPI数字,将临时性的价格管制措施长期化,虽然减轻了通胀压力,却给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带来众多后患——能源安全就是其中之一。

首先,人为压低价格将影响能源供给。各地出现的“油荒”现象——柴油供应紧张,司机排队加油,背后是成品油价格与原油价格严重倒挂,炼油企业亏损经营的局面。雪灾对交通运输和供电设施的影响,造成电网大面积断电,但不能忽视的是,煤价高企,全国电煤库存处于历史低位,也是造成雪灾后电厂缺煤停产,“电荒”出现的重要原因。

其次,价格管制不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更有害社会公平。短期内,依靠政府的行政性命令,国有能源企业依然可以牺牲利润,继续生产,然而对任何企业,长期亏损的状况都无法持久。维持价格管制,又要防止能源危机,政府就不得不对企业进行补贴。3月20日,上市公司中国石化(Sinopec)公告获得财政补贴123亿元便是一例。

能源价格中包含财政补贴,这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能源就占有了更多的公共资源。相当于全体纳税人在给高能耗企业和大排量豪华车的拥有者提供补贴,这无异于劫贫济富。廉价的能源不会推动他们改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不利于全社会节能、环保目标的实现。

再次,价格管制使中国难以形成开放、竞争的能源市场。行政性亏损的局面,挤压了非国有资本的生存空间,加剧了少数大型国企垄断的局面。例如,成品油供应紧张,面临“油荒”的民营加油站纷纷被中石油、中石化“收编”。又如,“煤电联动”机制有名无实,发电企业竞价上网更加难以实现,这使已经出现过剩迹象的电力行业迟迟不能实现优胜劣汰。从长期而言,垄断、不透明的能源市场难以高效运行,这势必增加全社会的成本。

担心居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而不敢取消价格管制措施,则是因噎废食。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绝大部分为工业用途,低收入群体的能源消费只占了很小的比重。理顺能源价格的形成机制,政府可以节约巨额的财政支出,有针对性的补贴那些确实对能源价格敏感的弱势群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实际使用外资(FDI)同比猛增

中国首季实际使用外资 猛增六成达274亿美元
(2008-04-12)

  (上海综合电)中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274亿1400万美元(370亿零890万新元),同比增长61.26%,大大出乎业内的意料。
  分析师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异常,显示部分国际游资正混入其中。
  据路透社报道,根据商务部网站上发布的声明,仅仅在3月份,中国就吸引了92亿9000万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资,年比上升39.6%。
  中国去年吸引海外直接投资747亿7000万美元,比前年增长13.6%。自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流入的外资就大幅度飙升。
  商务部还公布,今年一季度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949家,同比下降25.26%。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今年一季度FDI的快速增长大大出乎业内的意料。按理,国际资本流动、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减速的情况下有下行压力,而中国今年贸易、外资政策的调整以及要素成本的上涨也本应给外商投资带来下行压力。
  江南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员魏凤春说,“如此高的增速表明对华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出现异常,部分国际游资正混入其中。”
  事实上,早在今年1月份FDI猛增109.78%时,商务部研究院投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就认为,有国际热钱和游资流入的原因。
  魏凤春认为,二季度开始,将会有更多国际资金进入中国,一方面是由于中美利差还在加大,另一方面,去年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国际资金很多撤回本部,然而“当血已经止住,最好的疗伤方式是‘围魏救赵’,通过从新兴市场获利才能真正弥补次贷的损失”。
  他指出,在中国与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实质变化的前提下,资本市场暴跌是国际资金为抄底而故意为之的。
  “通过FDI异常可以估计,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正从以往的贸易融资转向FDI途径。”魏凤春认为,更多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将利于中国资本市场信心的恢复。
  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中美利差去年以来就不断扩大,今年人民币继续大幅升值,美元不断贬值,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2008奥运会还将进一步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样的现实使得中国仍具有对国际资本相当的诱惑力。
  据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透露,央行正密切关注FDI近期增长过快现象,要谨防热钱涌入。
  她说,最近FDI增长较快可能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有关。“我们要检查贸易项下流入的外汇和其真正的贸易行为是不是匹配。如果资金流入与贸易行为有很大差异的话,就会进入我们的重点监控名单,对这些企业的售购汇就会严格。”
  此外,胡晓炼透露,今年QFII额度会继续增加。因为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如果都用到国内投资,将会导致投资过热,甚至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相当一部分钱要投资到国外去,所以鼓励居民境外投资。
  昨日,中国证监会宣布,韩国保德信资产运用株式会社(Prudential Asset Management Co.,Ltd) 已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
  这是境内第54家QFII,距上次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会获批仅一个月。此前,内地累计批准53家QFII资格,外汇额度101亿9500万美元。其中,2006年累计批准18家QFII、外汇34亿美元。

可惜他们用的是外国抗议者所看不懂的中文

新加坡:李总理:“为了使社会保持基本的体面,并维持种族及宗教和谐,我们仍然有必要过滤所流通的信息,但被过滤的内容只能是极为少数的。” 和谐社会应包容宗教 (作者:韩方明 中国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 奥运政治:两个世界的碰撞

  谈到日益普及的新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时,李总理指出目前的一些新媒体条例是在上届大选前制定的,因此必须加以更新和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有人这么比喻:新媒体一年,等于尘世间七年,所以一届政府,五年里新媒体的改变,等于人间30多年,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因此,我们有必要把条例加以更新,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我们会探讨是否应该放宽一部分条例,不过我们会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以免产生负面的影响。”
  不过,令总理担心的是某些新媒体的性质,例如youtube的短片,同政治广告很相似。如果政党竞选活动花费很大,新加坡的政治必会变质。
  “因为如果政党需要钱,很多人会很愿意捐钱,可是政治捐献从来不是没有条件的。你赢了,执政之后,捐献者会很客气地来‘讨债’,讨人情债,那你该怎么办?在发展中国家,这往往形成贪污的问题。”

【冰点】: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 – 吴稼祥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4-02
 
 红与绿

    两会期间,给人们的听觉、视觉、味觉、触觉都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视觉上的色彩对比:股市飘绿,媒体爆红。”绿”飘在股民们的眼里,”红”却爆在记者们的笔下,请看人民网记者董宇的报道:

    “今年两会,前国家领导人的后人有很多进入政协担任委员,他们被媒体亲切地称为’红色后代’。”

    在这个红花丛里,最红的一朵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现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接下来依次是周恩来侄女周秉建,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级巡视员;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德之孙朱和平,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陈毅之子陈昊苏,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先念之女李小林,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万里之子万季飞,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党组书记……

    整个3月上旬,他们的笑脸和低调言谈几乎铺红了各大网站的网页,以及许多主流平面媒体的版面,其中最有代表性、转载率也很高的,是新华社记者李宣良、王建民写的一篇报道:《毛泽东、朱德孙子毛新宇与朱和平两会握手》,在百度上搜索这个题目,你能得到30,900个网页,它虽然只有短短的300字,但却很入眼:

    “早就盼望见到你了!”

    “真是太高兴了!”

    3月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两位身着军装的政协委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位是毛新宇――毛泽东的孙子;一位是朱和平――朱德的孙子。他们由于忙于各自的工作,还没有机会见面。双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给他们见面创造了契机。

    “我一直关注着你,真为你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担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的朱和平大校说,”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

    38岁的毛新宇大校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的领域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他说:”我有一个愿望,今年重返井冈山。”

    “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一起去。一起重温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两只大手又握在一起。心情激动的毛新宇还当场赋诗一首:

    “革命红旗飘井冈,历史会师军威壮。光荣传统须牢记,人民军队忠于党。”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销声匿迹。”厉股份”(厉以宁)已沉默多年,往年在两会上出语惊人的”吴市场”(吴敬琏)也突然没有了踪影。你打着灯笼,在两会期间的报道里也找不到他们脸上的风霜和口中的珠玑,更不用说胸前的勋章,但很容易发现的却是近两年来几乎把他们淹没的唾沫,咒骂者的唾沫。

    不信请看新华网2007年11月13日转贴的《小康》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从吴敬琏、张维迎到茅于轼,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文章说,”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新的内容。”

    他们为什么挨骂?文章提供的解释是: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

    “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的面貌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护。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

    结果就是,革命后代像春花那样走红,因为他们的亮相,能够抚慰怀念革命时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驱和股市一样发绿,因为他们不仅造成了,而且还在维护扩大再生产不平等的市场。实际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仅是为改革提供”脚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有一个名为《中国与世界》的网上杂志(www.zgysj.com)从2004年第4期起,开始连载署名为”水陆洲”的批邓专著《邓小平的晚年之路》,全书共40章,洋洋30余万言,对邓小平的晚年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系统批判。随后,”毛泽东旗帜”(www.maoflag.net)、”乌有之乡”(www.wyzxsx.com)、”左岸会馆”(www.eduww.com)、”共产主义论坛”(www.hkcommunist.org)、”主人公论坛”(www.gongnong.org)、”共产党人”(www.gcdr.com.cn)、”工农兵BBS”(www.gcdr.com.cn/bbs)等网站都予以转载,有的发表了支持性评论和”读后记”,为了扩大影响,它们还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论坛。

    另一方面,”乌有之乡”网站最近还在热评马宾的一本新书《纪念毛泽东》。一篇题为”马老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的署名文章2008年3月21日上传,截至25日上午,已被点击近3000次。文章所说的两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当然不是改革和开放,而是”在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同时,主要阐述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个就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二就是强调搞群众运动。”(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803/34434.html)以我观察,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出现了某种类似流感的症状。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

    病毒的名字叫”社会不公”,”流感”的名字叫”民粹主义”。这是一种近代以来几乎在所有国家大规模流行过的病毒性精神流感。病毒的变异性和传染性强,流行面广,易于复发,而且不可能彻底治愈。只要世界上存在着风寒,就会有身体上的流感;只要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就会有精神上的流感――民粹主义。

    差不多所有研究或阐述”民粹主义”的文献都同意,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在研究了世界范围内大量民粹主义案例和研究资料后得出结论:”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的特性: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林红博士在其专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里认为,”即使已被研究、讨论了100多年,民粹主义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除了一个大致认可的民粹主义名称之外,人们对它的理解或者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或者仅仅是一幅有俄国、美国、拉美等地的历史现象拼凑起来的非常破碎的画面。”

    也就是说,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表达,只是一种精神症状。它是社会不公发展到危机水平时,公开发作的社会不满甚至愤恨情绪,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情绪越激烈。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把这种民粹主义情绪称为”灰姑娘情结”,应该是贴切的,后妈的不公带来了她的不幸、痛苦和愤恨。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所有高高在上的有权者、有产者和有智者都是”后妈”。对于这个或这些”后妈”,一个”灰姑娘”可能会忍受,千百个”灰姑娘”就可能发作。”灰姑娘情绪”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变成”灰姑娘病毒”,爆发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其典型症状有如下几种:

    ――发烧。这是民粹主义流感的典型症状,发烧容易发疯。从俄国到美国,从拉美到欧洲,发作中的民粹主义运动多多少少都带有某些疯狂性质,有的达到了宗教狂热。俄国民粹主义研究者乌拉姆(Ulam)将”到人民中去”比作一次朝圣;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尔哈特把”社会信用”运动当作”十字军运动”来发动。至于民粹主义在美国演变为三K党,在俄罗斯演变为对沙皇的暗杀活动,在当代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演变为焚烧华人商店,则已经是疯狂的恐怖活动了。

    ――恐高。民粹主义者的”恐高症”有自己的特征:他到不了高处,或者害怕在高处,不埋怨自己,却埋怨世界上为什么有比自己”高”的位置,以及所有在”高”处的东西。有些才情的民粹主义者可能会想到苏轼那几句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在道德化的民粹分子看来,高的东西都不道德,道德只和自己在一起。道德有时像金砂,沉在底层;有时像空气,越高越稀薄。因此,民粹主义有三个表亲和一个孩子:大表姐是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资本精英;二表姐是无政府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权力精英;表妹是反智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知识精英;当这三者在非宪政民主条件下,与一个赫尔岑式的父亲结婚,生下的孩子通常是暴君。

    ――自恋。学者杨鹏有一次到”乌有之乡”网站举办的一个论坛演讲,听众是三四十个小青年。由于话不投机,他讲一句,底下有人反驳十句,演讲很难进行下去。杨鹏于是问:

    “在座的结了婚的请举手!”无人举手。”那么……有女朋友的请举手!”稀稀拉拉地举起了两三只手。

    “原来如此,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等你们找到女朋友时我再来讲。”

    年轻人并非都是愤青,但一个没有结婚,甚至连女朋友也没有的青年人成为愤青的几率非常大,而愤青往往又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后备军。这是因为,第一,缺乏责任感;第二,自恋。这正是所有民粹主义者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政治运动中的民粹主义模式是:领袖+人民。领袖当然是个别自觉的民粹主义者。

    “到人民中间去!”表面看是朝圣,实际上是把人民当作群氓,要自己去启蒙、发动,自己才是政治圣徒。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把自己当作种子,人民当作土地,土地不过是让自己开花的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伯哈特自恋到这种程度,他在广播中宣称,”火星人”来探访加拿大艾伯塔省,受到了他的思想启迪。

    自恋的民粹主义者与自恋的水仙花不一样,水仙花自恋是孤芳自赏,民粹主义者自恋是要做人民的领袖。这正是民粹主义者自己无法克服的”自恋悖论”:它不承认有任何高于人民的东西,除了他自己。他到人民中间去,绝不是要像一滴水那样,消失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要像车轴一样,成为人民辐辏的核心。当民粹主义的表妹,以反智主义者自许的薛涌自我标榜说,他的博客访问量达到1300万时,他自己知道,他就是那1300万网民的肚脐眼,因此他自称”民间意见领袖”。

    ――好斗。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极端的,心理特征是敌对的,因此,情绪化和非理性,是它的一般精神状态,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好斗。由于国家制度和现代化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民粹主义在好斗性上也有差异,有的动手动脚动刀动枪,有的只动嘴。但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在各政治思想派别中,民粹主义者无疑也是最好斗的之一。在中国当下,感染了民粹主义病毒的网民,可以称得上是”网络红卫兵”,他们见到不同意见,就辱骂,恐吓,甚至骚扰,有的还登门围攻。

    有网友在2月17日上传的一篇题为”从理论到理论――关于茅于轼同意高校涨价”的博客里写道:”我在新浪博客搜索茅于轼,跳出来的第一条是’茅于轼是狗的BLOG’,第二条是’日茅于轼的BLOG’,第三条才是他本人的BLOG。再看他博客上的跟帖,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谩骂”。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还有许多其他症状,比如多动,善变,梦呓,起哄,等等,因篇幅所限,不再饶舌。

    中国”新民粹主义”联盟

    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当下的思想界和舆论界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民粹主义的病毒性精神流感。这种流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过变异和交叉感染,上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俄国来源的旧民粹主义,已经与其他来源的民粹主义联盟结为一种”新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主要神通之一,就是像变色龙一样,善于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

    根据胡伟希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三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国粹派民粹主义,无政府民粹主义,”乡建派”民粹主义。此外,还有一种形态的民粹主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派民粹主义。著名党史专家胡绳于1998年和1999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重新捡起了曾经被他丢掉的民粹主义,想从人民公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这四种形态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中国的”旧民粹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是它的父亲,美国民粹主义顶多是个还没有串过门的远方亲戚。四派旧民粹主义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解放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农村和农民身上,这也是俄国民粹派的遗传基因。这个基因有三个核心元素:目标是社会主义,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是本土农民,道路是绕过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国粹派和乡建派是保守和怀旧的,无政府派和党内左派是激进与革命的。

    有趣的是,革命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一再失败;建设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却一度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大跃进”、”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但是一种极端思潮的成功常常导致一个国家的失败,改革前的中国就是这样。改革开放,无疑是对党内旧的左派民粹主义的否定,但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联盟,正跃跃欲试,浮出水面。

    ――市场经济导向、退休制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适应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人产生了对旧体制和其缔造者的怀旧情绪,这使得党内传统左派民粹主义仍然有市场。《中流》、《阵地》、《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等,就是这个市场上的几个摊位。有的摊位因为所卖商品的质量问题被市场管理部门关闭,摊主们郁闷之余欣喜地发现了网络市场,于是”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左岸会馆”、”共产主义论坛”网站等应运而生。

    ――社会转型带来的都市化趋势和乡村解体,让某些人产生了对传统乡村的怀念,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三农中国》+贺雪峰等人……,大概可以被看作是以新面貌复活了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派民粹主义。

    ――中国迟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犯罪和道德滑坡,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的”后现代化”所造成的强烈对比,让那些用心,而不是用脑子写作的文学家、评论家们良心不安,”底层”和”现代性”问题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以《天涯》、《读书》(汪晖执梓期间)和《上海文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现代性民粹主义派别,核心成员包括汪晖、旷新年、韩毓海等。

    ――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干部知识化,出现了高学历、高官位和高收入三位一体,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人自感处于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地位,这种社会心理需求被远在美国的学者薛涌洞悉到了,国内媒体丰富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在高官、高权和高智中,最安全的是反智,于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一个支部――反智型民粹主义就在美国挂牌开张了。

    ――国门洞开,由于中国的落后,让西方瞧不起,一部分人崇洋,一部分人仇洋;由于中国的崛起,受西方大国限制,一部分人自卑,一部分人自豪。这种对西方对祖国的爱恨交织情绪,孳生出了一个阵容相当可观的民粹主义派别――民族民粹主义,它广泛存在于文化、政治、军事和国际政治领域中。在文化上,有”传统文化”派,主张”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有主张”政治儒学”的、有主张”天下主义”的,有反对西方民主的;军事上有《超限战》和《大国策》的作者;国际政治上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张文木了。

    让人惊奇的是,这五派新民粹主义者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他们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一个统一立场:”六反三仇三热爱”。具体地说,”六反”是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是爱毛、爱苏(包括今天的俄国)、爱”文革”。我不是说,中国所有的新民粹主义者都同意这个立场中的每个主张,而是说,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对其中的某个主张不同意,也会同情。这个思潮联盟可以直观地在”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Index.html)链接的”学者个人网站”上看到,我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学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

    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旧民粹主义是新的,因为它的主要派别向前看;而中国当下的新民粹主义是旧的,因为它的眼睛向后看,怀旧,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情绪。

    春药还是炸药:民粹主义的三种政治形态

    民粹主义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个别人对社会不公,以及对其它社会弊端的内心感受,只是隐藏在”灰姑娘”或”窦娥”心里的冤屈;而一旦作为群体意识被动员起来,发展为一种运动,就会变成一种政治工具,这种工具的用途就像菜刀的用途一样广泛,可以用来切菜,协助烹饪美味,也可以用来杀人,成为罪犯的帮凶。关于这层意思,没有比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说得更透彻的了:

    “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

    他没有说明的是,决定民粹主义成为什么工具的,不仅是运用它的政治领袖的个人气质和魅力类型,还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危机水平。一般来讲,有三种政治形态的民粹主义: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以及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显然,成熟的宪政民主条件下的民粹主义只能是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运作,影响的至多是政党兴替,领导人更迭,以及政策性修补,不会对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结构性变革。

    美国19世纪晚期人民党的民粹主义,20世纪30年代末休伊・朗,60年代乔治・华莱士,以及90年代罗斯・佩罗的民粹主义,都被当作选举的一种策略在加以运用,它对平民利益和直接参与是一种促进,对美国所谓的”强势民主”是一种推动。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民粹主义也是这样。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在西欧先后兴起左、右翼新民粹主义,它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拳击台上,增加几个新的拳击手,以及几种新的拳击技法,或者给”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提供让其兴奋的春药而已。

    依附性的市场经济和外表的民主政治下的拉丁美洲,其民粹主义则发展出另外一种形态,我称之为”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这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在政治类型上,是被”人民民主”的外衣包装起来的独裁统治;但在经济上,则是改良主义的,比如,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正目标,等等。一般认为,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这种民粹主义的典型形态,它是经济上的劳工福利主义,政治上的独裁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和俄国,则既没有像样的市场经济,也谈不上外表的民主政治,老大帝国的臣民,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被西方列强欺负,自己被暴君、地主老财和资本家欺负,而且无处上诉,只有造反。想以最短的时间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前进入人间天堂,就是那个时代中、俄两国民粹主义者的梦想。这种民粹主义,自然是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能是感冒后的一个喷嚏,但对于依然处于二元结构的中国,民粹主义一旦爆发为运动,就不仅仅是洪灾、非典或者雪灾……

 
 未雨绸缪: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性精神流感,虽然诱发它的因素很多,但受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会不公”,传播它的主要机制是”社会危机”。感冒虽然不好,但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方面的预警信号,它表明,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有可能变成深渊。

    前25年的中国改革基本上是”效率主导型改革”,这是因为旧体制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以至于国民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前行,你总要迈一条腿,过去迈的是平等那条腿,死活不迈效率这条腿,结果是僵在那儿,像田埂边叉腿站立、守护着”社会主义苗”的稻草人,不吃东西,只喝北风。

    改革从提高效率开始,用邓小平的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当然没有错,社会财富像被打开闸门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6,792亿美元,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

    但是,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效的丰裕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公正社会。无论我们对公正下什么样的定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必定是任何正义或公正定义中必须包含的核心内容。暂且不说”什么是公正”,但至少可以说”什么是不公正”: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肯定是不公正。

    无庸讳言,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既没有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反感,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作”权贵资本主义”,虽然有点愤世嫉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情况的严重性。正是这种情况,成为培育中国当前各种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

    虽然中共十六大以来,决策层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甚至免除了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农业税,但是,离深度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距离。这是因为:

    第一,权力支配下运行的市场仍然每天再生产出腐败和不公平。市场像只胃,你吃进去什么,它就消化什么。产权交易是市场行为,但一种性质的产权转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产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了,更可能是市场行为之外的分配行为。被称为”国有资产”的东西,理论上说,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享有对它的平等支配权,但事实上,对它的支配权却掌握在主管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手里,他有权决定以怎样的价格转让给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它既可能以最合理的价格转让给最会利用资产的人,也可能以象征性的价格转让给那个使主管官员受益最多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黑箱分配”。

    第二,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公民要对国有产权享有平等的支配权,首先要对政府权力享有平等的支配权,因为公民是通过政府去支配国有资产的。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所谓”公平主导型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要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公正分配;其次,权利平等优先于利益平等。

    这不是指对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性矫正,而是指对权利分配不平等的体制性矫正。权利公平分配是一个社会的首要正义,有了它,可能没有利益平等,但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平等;没有它,则肯定没有利益平等,也没有机会平等。

    权利平等是一项正义原则,也是一项政治体制安排原则。这个原则在制度上的最根本体现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必须在实际上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所谓”民主”。民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确保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如何”确保”?当然是通过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来确保。从理论上讲,权利平等与宪政民主互为条件;从操作上讲,有了宪政民主的体制安排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导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不仅能够在制度上促进社会公正,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即使患了,也顶多发几天高烧,打几个喷嚏,而不至于演变为革命与暴力。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

分而治之

2008年04月05日 13:20:14  来源:中青在线-青年参考

    国家越分越多已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不容忽视的恶性规律。据统计,一战刚结束时,世界大约有30多个国家;到二战结束时,世界有50多个国家;而现在国家数量已近200个。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而地缘政治版图却像碎片一样,越来越零散呢?这其中除了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列强的有意分裂有直接关系。

    处于强势的西方国家为何要不断在非西方世界制造分裂呢?国际政治大师摩根索曾说过:”减少较重砝码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在’分而治之’这一准则中。试图削弱竞争者或使竞争者保持衰弱的国家,都采用这种通过分裂竞争者或使之保持分裂的分而治之的方法。”说白了,就是国家分得越小,越容易掌控。那些试图控制他国和统治世界的西方大国,事实上一直在沿用这种策略。

  英国最圆熟、老练

    以西方外交实践最圆熟和老练的英国为例。英国本土不及整个殖民地领土的1%,却建立起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其统治”诀窍”就是均势和分而治之,为一己之利不惜牺牲他国权益。就拿一战时期英国的中东政策来说,为对付参与同盟国一方作战的奥斯曼帝国,英国策动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并许诺在战后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英国话音未落,就在1916年4月与法国秘密签署了瓜分阿拉伯世界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一战后的中东版图,正是根据这份协定将阿拉伯世界分成多个”委任统治国”,并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诸多小国,使本来有可能成为世界性国家的阿拉伯民族,愣是分裂成了22个国家。此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巴尔干地区的小国林立局面,以及印度次大陆地区分为几个国家,同样有西方有意为之的结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越是关系到西方战略性利益的关键地区,分裂出的国家就越多,越小。仍以英国为例。英国是个狭小的岛国,为维持庞大殖民帝国的运转,英国始终严重依赖海洋运输。因此保证海洋通道安全,特别是途经苏伊士运河到印度通道的安全,就成为对英国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翻开世界地图很容易发现,英国等西方列强维护这种利益的做法是要么直接占领交通枢纽(如埃及),要么在关键区域制造容易控制的小国。例如,在位于号称”西方生命线”的直布罗陀海峡非洲领土上的是摩洛哥;在被称为”世界战略心脏”的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两岸分别是也门、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等小国;在号称”世界石油宝库”的波斯湾,西岸有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多个小国;扼守号称”世界油库阀门”的霍尔木兹海峡则是阿联酋、阿曼两个海湾小国;而在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马六甲海峡,英国则扶植起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

    从实践来看,小国林立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全面依附西方大国。拿前段时间独立的科索沃来说,科索沃过去就有南斯拉夫”贫民窟”之称,现在也是欧洲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该地区过去一直依靠世界银行和其他组织维持运转。可以想见,科索沃独立后仅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最终只能投向西方大国怀抱。这从侧面说明,独立后的小国注定要被大国役使,成为其推行霸权战略的地缘政治棋子。因此,”分而治之”一直是西方列强统治世界、处理外交难题的惯用手法,并被一直沿用至今。

  美国沿用英国策略

    而美国在大洋彼岸崛起后,某种程度上沿用了英国的这种不光彩做法。美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加强军事建设与殖民扩张。然而,”(如果)没有一条巴拿马式的运河,海军的扩建就难以完成。反过来,获取运河本身又需要美国军队出现在中美洲。同样,一支扩张的海军还需要在海外建立加油站和基地。”因此巴拿马运河地区被美国视为”地峡生命线”。在美国策动下,硬是从哥伦比亚分裂出一个只有7万多平方公里的巴拿马国,进而被美国全面控制。当前,90%的世界贸易运输依然靠海运实现。因此,控制海上交通要道,就成为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重要环节。美国海军坚持要控制马六甲海峡、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朝鲜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巴拿马运河、佛罗里达海峡、阿拉斯加湾、非洲以南和北美航道等16个海峡。而为控制这些地区,除了在该地区培植亲美力量外,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地区分为小块。

  美曾想肢解伊拉克

    最新的例子是在波斯湾。为控制能源丰富的海湾地区,美国不仅在2003年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且在伊战后,美国高层曾多次萌生肢解伊拉克的念头。2006年,美国国会成立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建议伊拉克实施由3个自治区组成的联邦制度。2007年1月,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发表声明,声称美国已不再需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准备计划将其肢解,一分为三,煽动内战,最终完全攫取其石油资源。2007年6月,美国高层秘密流传一份”计划B”,核心是把伊拉克分为什叶派国和库尔德国两个国家,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要么归于什叶派国,要么归于库尔德国。2007年7月,两名美国学者提出将伊拉克分为三个主要地区的分区计划,以摆脱困境。2007年9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建议将伊拉克分为库尔德族、什叶派与逊尼派三个实体分治。伊拉克《阿扎曼日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参议院的决议案,是要让伊拉克继续作为美国的”附属国”。一个软弱、分裂的伊拉克,只会更有利于美国对其直接或间接施加控制,干涉其主权,以及在其境内长期维持军事基地。前两年,美国高层内部还秘密流传一份瓜分沙特的中东新地图。

    历史经验证明,国家版图的统一和完整,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所在;而政治版图的分裂则是国家动荡,乃至导致国家解体的万恶之源。而对某些试图全球称霸的西方大国来说,以邻为壑,意图在他国分疆裂土,使其出现”碎片化现象”,是国际霸权主义逻辑的必然产物。只要霸权主义继续存在,这种分裂与分化的趋势就可能继续下去。因此,分裂与反分裂、肢解与反肢解的斗争,一直是国际政治斗争最激烈、最能掀起风浪的汹涌巨流。中国是当前为数不多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国家,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但我们还是应从西方”分而治之”的历史规律中吸取教训,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

这位蒙古族的女大使 – 中国驻英大使傅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梦想

英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报纸上批评政府的报道经常铺天盖地。2003年初,曾经出现一天之内百万人上街的全国性示威——反对伊战,反对布莱尔内阁。但是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梦想,已成为这个国家发展中的一种常态。这没有让英国停止进步,更没有酿成过动乱。

作为一个生长在北京的中国人,我盼望我的家乡,能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将一次成功的奥运会,展示给世界上不同的声音与持有不同立场的人们。既然伦敦都可以让对中国怀有不同看法人,共同欣赏奥运圣火,北京更有责任这样做。当世界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变化,相信会有更多支持的声音。

中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为北京赢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今天英国首相布朗,顶着舆论的压力,在唐宁街10号的官邸前,亲自欢迎奥运火炬,正说明了这一点。

我自己从来无愧在外国人面前,捍卫中国平息拉萨骚乱的立场:制止暴力,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采取的做法。你可以不同意中国的西藏政策,但是达赖出走已经快五十年了,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不需要等到今天,至于因为中国稳定了西藏局势而抵制奥运,那也是站不住脚的。

我担心的是,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就盲目地封锁消息,或者感情用事地破口大骂一番,甚至挑动起仇外的情绪,这都不是自信的表现。中国要发展,就不可能与世界隔绝。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加开放、成熟、豁达地面对不同的声音——有责改之、无则加勉。这个世界上,可怕的不是不同的梦想,而是没有勇气和胸怀来面对和包容。

中国驻英大使傅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她没有像很多人猜测那样,怕受到抗议者的干扰,而放弃参加火炬接力,依然带着自信的微笑出现在伦敦的街头。昨天,她在《泰晤士报》撰文表示,尽管会有抗议者企图利用这个场合(伦敦火炬传递),但奥运会依然是我们大家的奥运会。

这位蒙古族的女大使,在文中用丰富的事实,坦率而诚恳表述了自己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其中却没有使用任何批评、攻击性的语言,读罢却让人点头称是。在结尾处,她说中国将努力向世界张开双臂。这是何等的胸襟,如果每个国人都有她这样的开明和修养,也许今天西方对中国的许多偏见也就自然消解了。

奥林匹克应不应该和政治挂钩,这个争论大可以继续下去。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从1896年顾拜旦发起现代奥运会开始,它同民族国家,同政治就没有分开过。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中国没有派代表团参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抗议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

今天,我们谴责别国把奥运同政治混淆,用西藏、人权问题对中国指手画脚,并不难。也许奥林匹克真的应该是纯竞技性的,但是我们不也曾热忱的邀请和期待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知名人士出席8月8日的开幕式么?

展示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不仅需要在赢得主办权时能接受世界的祝贺和赞扬,更要在世界不理解甚至指责中国时,表现出自信和宽容。如果我们只会消极地谴责外界的批评,屏蔽不同的声音,这样也许一时保住了的面子,但失去的是世界的尊重。

不经意看到路边悬挂着的广告条幅,在欢迎奥运火炬到伦敦的标语下面,有三个赞助商的商标,分别是可口可乐、三星和联想。对我触动最深的是三星,不单是为了他们在争议中坚定的表明了支持北京奥运会的立场,更因为韩国与奥运会间不同寻常的历史。

韩国决定申办奥运会时,还处在军人独裁政府的统治之下。朴正熙及在他被暗杀后继任的全斗焕,这两任军人总统都希望借主办奥运会之机,拉动经济,提升韩国的国际形象。然而,汉城(首尔)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韩国内外要求结束军人专制,实行宪政的呼声空前高涨,军队已经无法再压制民主运动。1987年,奥运会举办的前一年,全斗焕宣布交权,不再竞选总统,12月,卢泰愚当选韩国首位直选总统,该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由此突飞猛进。

韩国人给当时尚处在冷战阴影中的世界奉献了一次难忘的奥运会。1988年,在那首经典的《手拉手》中,他们深情地唱道,“我们手拉手,穿越五大洲,我们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心连心,开始懂得了,打破在我们之间的那道隔阂的墙。”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社会发展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韩国,北京理应做的更好。

国内的同学告诉我,3月31日,当来自雅典的火种在北京点燃第一支火炬时,天安门广场周边方圆两公里的地区都被封闭,诺大的广场显得空空荡荡。也许他们在电视转播里看到了更庄严、肃穆的画面,但是我想告诉我在国内的朋友,今天我在伦敦,看着奥运圣火从身旁经过,尽管是在欢呼和抗议的交响中,我依然感到温暖和自豪。

愿奥运火炬一路走好,祝福北京奥运!

注:作者现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吴锋是作者笔名。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