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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谈微软研究院的“白板文化”

那段时间，凡是到微软研究院来参观的客人，都会忍不住感叹：”这里怎么有那么多写字的白板?”有的客人坐在我们的休息室里，会惊讶地发现，就连手边的茶几都能”写字”。

白板文化并不是我在研究院初创的。早在1983年，我在卡内基·梅隆读博士期间，瑞迪教授就已经在白板上和我讨论研究的方向了。很多美国公司都有白色的写字板，用特殊材料制成，可以用水墨笔在上面书写，之后可以轻松地擦掉。我认为这是工程师交流的最好方式。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来、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抹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灵感上。

一个想法的好坏，一个研究方向能否成功，都靠研究员们的”灵光一现”。而在研究院创建之初，让这些聪明的中国人不分地点地交流、不分级别地辩论特别重要，因此，多装一些白板，成了我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

这个想法与亚勤不谋而合。他在回国之前就发邮件给我说，”开复，我习惯有一个能和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的办公室，我需要一个大一些的白板。我注意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办公室的白板都很小，我们是否有机会把白板变得大一点?”

我马上给他回了邮件：”我们将打掉一面墙，为你建一个更大的办公室，大约20平方米标准的办公室大约是13平方米。明天就有家具公司的人来，给你的办公室配一个14米的白板!”

亚勤回邮件时大叫，”嘿!14米!你在开玩笑吧，开复，那么大的白板可以延伸到长安街上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犯错了，赶紧回复：”不好意思，亚勤，白板不是14米，我搞错了，它大约3米宽、1.5米高。别为此不高兴，而不到中国工作了噢!呵呵。”

多年以后，亚勤还经常调侃我，”办公室里的白板只有4米，开复，你还欠着10米呢!”

为了让白板文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还设计了”白板茶几”，摆在研究院的各个角落。有了”白板茶几”，研究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可以随手把想到的要点写在桌上——桌上有嵌入的白板，那场面，就像”围炉夜话”一样。

在我们最大的会议室”指南厅”里，可以看到正方形、长方形，甚至圆形的白板桌。还有整整一面的”白板墙”。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白板，成了研究院的一种标志。

有一次，微软研究院拍纪录片，请了几位摄影师来拍”工作情景”，公关经理尚笑莉建议我请几位研究员来做”临时演员”，演出一个讨论的场面。

几位研究员被拉去做戏时相当不情愿。到了”火药库”，导演开始导戏，”你们就像平常一样，该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不要看我们。”这时，一位研究员在白板上写了个问题，其他研究员很快聚在白板周围争论不休，完全忘记了旁边的镜头。片子拍完，摄制组都扛着摄像机走出希格玛了，他们还在那里激烈地争论。导演感叹说，”这些演员，表演太逼真了!”

我总是觉得，细节能体现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有些企业，布置得很奢华，老板的办公室比员工的要豪华得多，就可以猜到，它的等级观念可能很深。在我们的研究院，来访者看到那些白板，就可以感受到它鲜明的学术风格。

后来，美国顾问委员会的教授来微软中国研究院参观时，看到研究院的”白板茶几”，非常惊讶。他说：”开复，这个构思真的不错，要不然，你寄一个这样的桌子到美国来吧!”
类别：互联网观察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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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强

开年不过两周，来自盛大的重大新闻至少已有四项：接连收购金酷游戏及麻吉媒体(Mochi Media)，与金山成立合资公司并签署”开放之约”，同时，筹备多时的”盛大旅游”也即将推出。

“疾如风、侵略如火”，在继2009年一系列密集的并购和合资案之后，陈天桥为实现自己横亘全产业链的盛大娱乐帝国梦，扩张又一次提速，盛大互动娱乐帝国未来的”粗轮廓”已经隐隐浮现。

根据盛大游戏CEO李瑜的介绍，自去年11月和湖南卫视成立盛世影业之后，盛大的娱乐帝国布局的框架基本完成：盛大集团是整个帝国的基石，而盛大游戏、文学、在线、华友世纪、盛视影业，则是集团下纵向的一驾驾马车。如果算上即将浮出水面的盛大旅游、旗下仍在潜水的动漫、手机互动娱乐等子公司，盛大可驾驭的马车至少达到七驾之多。

盛大能否成为陈天桥梦寐以求的”迪士尼“式的互动娱乐帝国，关键也就在于这些马车能否在运作模式、资源共享上”联辔”打通，从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愿景是美好的。在陈天桥的设想中，通过这种原创内容的版权纽带，就可将横向分布在盛大业务链上的各节点联系起来，将现有的五驾马车串联成一个整体，实现资源的整合，从而达到一个更大的协同效应。

这种尝试在盛大文学和盛大游戏之间已有先例。成立2年的盛大文学虽然至今营收不过1亿元，但被侯小强称为是盛大的”苹果园”：网站的原创内容就像是长出来的苹果，即可以直接拍卖，也可以像制作苹果酱一样，取精去粗，将内容改编成游戏策划、影视剧本甚至是歌曲作词，为盛大游戏、盛世影业和华友世纪提供重要的素材。

这个果园提供给盛大游戏的”苹果”，也保证了盛大游戏能够推出一些在中重度玩家之外，还颇受追捧的游戏题材。最成功的案例便是风靡一时的《盘龙》被盛大游戏改编成网游，表现不俗；时下正大红大紫的玄幻小说《星辰变》也被盛大游戏相中，同名网游不久即将面市。

事实上，盛大旗下的任何一驾马车都能成为原创内容的源泉。比如，由盛世影业创作的剧本，可以拍出电视剧，也可以转变成好的音乐、好的小说；或者是华友世纪的歌曲，上了TOP排行榜，就可以将其变成影视、游戏的主题曲；而像盛大游戏代理的《传奇》，深受世界上数千万玩家的认可，同样可以把它改编成小说，拍成影视剧。

如此下来，在横向的层面，盛大以原创内容的版权将旗下相关的资源联系在一起；在纵向上，这些关键点也在进行上下游产业链的扩张。这种纵横交织，便形成了盛大自己的娱乐巨网。无论是书迷、影迷，或者是电视迷、网游迷，很容易就落入这张巨网之中，并且被牢牢地黏在网上。正如陈天桥所说：”也许现在提到游戏，你就会想起盛大，但在将来，当有人提及盛大时，你想到的将远远不只是游戏。”

愿景总归是愿景。虽然通过布局各个行业的”制高点”，陈天桥已经摸到了一把花色齐全好牌，但如何内外打通，将这一把牌码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一个常规的问题，便是如何保护今后借以贯穿连结五大马车的原创版权。去年年末，侯小强在北京奔走，向盛大的”合作伙伴”百度，就盗链、盗贴等侵权行为发起了诉讼。而这一类的风险不仅局限于盛大文学，今后盛大各个布局都会面临不同情况的斗争。比如，盛大游戏要捍卫自己的游戏版权，华友世纪要保障自己的音乐版权，盛世影业要维护自己的影视版权，而像酷6网这样的视频网站则要规避可能的侵权风险等。

目前看来，受制于大环境，盛大对于旗下原创版权的保护尚乏良策，盛大文学总裁吴文辉曾称，这一局面，将迟延盛大的脚步。

其次，即使拥有原创版权，是否能很好地互为所用，也同样是制约盛大发挥五驾马车协同效应的关键点。毕竟，在盛大内部，原创内容今后虽然可以在游戏、文学、音乐、影视之间流转，但在表现手法上却大有不同，这就要求改编者有极深厚的功力。否则，赚钱的游戏也有可能转化成赔钱的烂片，精彩的小说也有可能变成平庸的影视剧。这样的风险在好莱坞早有应验，影视导演Uwe Boll对《死亡之屋》、《吸血莱恩》等游戏大作的失败改编便是先例。

更何况目前在盛大内部，各个公司之间虽然看似联系紧密、但却不互为依赖。”盛大的各个公司是盛大文学众多客户中的一个。”侯小强介绍称，”我们的一个剧本、一个脚本，同样的价格可能会卖给盛大游戏，如果别的公司出价比它高的话，可能就要别的公司优先了。”

按照盛大自己的介绍，这样松散的合作模式被认为是有利于适当竞争的市场行为，”既保证了子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也兼顾了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且避免了公司间磨合的问题。”

但事实上，这也反映了打通不同板块的难度，即盛大内部究竟应该建立起怎样的内容流转与利益分享机制，从而让各业务模块之间对选择内部流转和合作拥有积极性？如果没有更紧密的合作模式，盛大帝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是分散在不同行业、偶尔关联交易的一个个独立山头。

因此，整合仍将是陈天桥长期的主题。”整合本身就是盛大核心竞争力之一，我现在不干具体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干这事。”陈天桥去年11月在盛世影业的发布会上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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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编者按：本文为《中国官员行为考察》的下篇）

在上篇中，我们取中国处长阶层分析，现在，我们将重点转向基层权力体系。

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基层权力运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妨归纳为”新式动员+权力集中”模式。

可以说，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几年是地方政府的”迷茫期”。一方面中央集中财税的政策让地方政府一时难以找到”新的增长点”，所以我们看到世纪末中国的任意摊派和加重费税，尤其是对底层居民（其中以农民为多数），造成了激烈的冲突。

另 一方面，几经下放的地方国有企业纷纷改制或破产，加重着地方财政和就业压力。在此种背景下，地方政府有动力让国企破产或改制，不单是因为有中央政策，更是 因为分税制后”税基”已经不按所有制划分了，而是按属地原则划分——不论是否为国有企业了——也就是说地方的”合作”姿态暗藏着对新财源的期盼。

问题是作为塑造政府行为最核心的财税体制的改革仅仅完成了一半，即仅仅是中央和省（直辖市）分了税，但省之下的改革一直没能完成，均等化的财政支出也一直没有到位，传统的经济承包制、政治承包制，甚至个人承包制仍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发挥着核心作用。

如果说2008年底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是中央政府一次有意识地集中投资，那么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也有一次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的高潮，其中主角是地方政府，方式是招商引资，体制支撑即是”新式动员+权力集中”。

要理解这样的政府行为方式，先要弄清地方经济是如何现实运行的。

其实，现在很多人笼统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很不准确。

很 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土地不但不能直接带来利益，甚至政府还要赔本。因为为了吸引工业项目，必须有工业用地相配套，其中不少土地是以低价出让给企业的， 政府期望的仅仅是企业的投资流水（及流转额带来的流转税，这在中国税制里占了大头），还有可能的工业区周边的商业开发利益，还有就是就业。地方政府这时来 自土地出让金的收益很少，甚至政府把低价土地当作了投资——这是我们所说这次地方政府投资高潮的主要特征。

于是，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形态形成了，即地方政府出土地、工业企业（或地产开发商）出项目和部分投资、银行出流动贷款。

在 很多省市上报发改委的四万亿资金申请计划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筹资金”一项——很多新兴的地方融资平台也是在”融”这个方面的”资”。这个”筐”里包括企 业自筹资金和政府自筹资金两项，后者占很大比重，而其来源复杂，财政性资金（特别是预算外资金）、银行贷款担保资金、社会资金都是渠道。

政府自筹资金是政府可支配度很大的资金，它是观察政府行为的一个好视角。这个资金很早就有了，80年代以各级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利润为主要来源，90年代以各种收费等预算外资金为主，90年代末后，银行信贷担保资金、土地出让金等更多地加入其中。

如 今，四万亿刺激项目推动地方政府的自筹资金也迅猛增长。2009年上半年，仅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各级政府为推动投资增长而自筹的资金就有1628亿元，同 期该省一般预算收入才是1133亿元（《浙江经济》2009年第15期）。而作为社会资本充裕的该省，民间投资增长率到2009年6月还未恢复到2008 年12月的水平。

大项目有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支撑，中等项目有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和银行信贷支撑，小项目则除了基层政府财政和自筹资金 支持外，还吸引着各类社会资本。有趣的是，90年代末以来，社会资本在二、三线城市和县域的体现比大中城市要显著得多，其主要是以地产开发和建筑业为渠道 的，因为基层政府资金捉襟见肘，大量社会资本，甚至以高利贷形式出现（如地产商在融资凭证上将集资标为”股东入股分红”），2008年湖南湘西集资事件就 是体现。

与这样的现实经济运行相结合，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并形成着上述”新式动员+权力集中”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举全市（县）之力”体制，即全员招商引资，并且很多地方一些本属公共服务的部门也被下达了招商引资任务，与业绩考核挂钩——90年代初的第一次招商引资潮也曾层层下达任务，但力度远不及此次，也没有制度化，更没有把任务加到政府公共服务部门身上；

第二个特点是，政府官员围绕项目”组班子”，甚至除了低价土地外，还动用财政资金”返还”或”奖励”吸引投资，有的也开始用财政资金给招商成功的政府”项目班子”发奖金。

这两个特点是十年前不曾有过的，也深刻地改变着地方权力结构。

前一个特点不仅加大着政府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更相对减少着对本区域公共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力度——很有意思的是，一些沿海地区在GDP高涨的同时，投入教育等事业的资金比重反而相对下降。

后一个特点则大大强化着本已集中的地方权力体系，甚至制度化这样的趋势，使权力更集中于个别主要领导，他们受制约和监督的程度因此可能更小了。

通过对地方政经运行和权力体系新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体会到当前政、经二者是如何互相塑造的，这是个丰富而复杂的过程。从追逐费税（行政资本）到土地地产（产业资本），再到目前追逐过剩的信贷（金融资本），从地方政府行为身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真实的中国图景。

现在，一些表面上的官民矛盾（包括成都拆迁自焚事件，还有瓮安事件等）、劳资矛盾、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本质上却是上述政经运行模式中，地方政府财政和金融体制矛盾与危机的反射。与1993年中央面临的危机不同，现在，地方的危机如何处理呢，能否演化出一次新的改革呢？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如交流，也可发作者信箱maimai201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