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和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联合主办的“网络与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来自全国的权威专家们把关注重点放在了“网络犯罪”以及与之相关的“虚拟财产”的保护上。
　　会上传递出的信息表明，对于是否应该对所谓的虚拟财产提供刑法上的保护，中国法学界还存在根深蒂固的分歧。因为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缺位，各地的法官和检察官们在适用法律时却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问题上的司法分歧，深刻表明成文法的刚性原则在互联网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圳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张若平说：“司法机关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力不从心，是因为传统法律对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缺乏明确规定，能否对传统法律进行解释和如何解释，成为争议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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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辽宁海城的嫌犯分工明确，分别负责木马的发送、号码的盗取以及号码的筛选。而长春的嫌犯则扮演总经销商的角色，在淘宝上甩卖虚拟财产，或者交由位于全国各地的分销商销售。

DoNews北京3月19日消息（沈力钧）：针对“中国政府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与Google签署合作协议事件，出版业著名专家、中国图书商报创始人、原总编程三国认为，Google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对外推广工具，但是必须要对其可能导致的“文化入侵”有所警惕。
　　程三国说，Google首先是一个媒体，其次是这个媒体太强大，理论上可以在文化领域内操控任何事情。很多国家对这种具有强文化渗透力的商业力量保持警惕。比如法国、德国，就有专门的研究小组研究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文化入侵现象，甚至由政府部门支持，委托学术组织来研究或执行对策。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都能认识到，图书出版是文化的制高点，必须要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程三国认为，把图书出版的最后出口交给Google，很值得推敲。
　　程三国认为，图书和内容是文化的命根子，代表着国家、民族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可以利用Google强大的推广平台，作为有效的对外推广工具，但是不能把图书交出。尽管Google会做出很多具体的承诺，但是从国家利益和“文化入侵”的高度看，任何企业的任何形式的承诺都存在巨大风险。
　　16日，Google就程三国指“Google是出版业头号天敌”发表声明，表示“我们相信新兴技术与传统行业的完美结合将给传统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实现产业发展和用户利益的双赢”。对此，程三国认为，对于Google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并不意味着封闭、拒绝合作，而是要认真研究合作的方式和底线。

根据调查，那些沉迷于电脑的人，往往不注重搞好人际关系，他们对电脑的过度依赖剥夺了与他人相处的时间。而如果这些“电脑迷”成了家，他们可能长时间沉迷于电脑而忽略了伴侣，使夫妻关系变得冷淡。

英国《金融时报》斯特凡•斯特恩(Stefan Stern)借用艾略特的话，对谷歌和莎士比亚进行横向比较。

一个更大、更重要（也更自相矛盾）的问题出现了。什么才算“原创内容”？莎士比亚(Shakespeare)几乎没有创作过任何情节。他的大多数戏剧都源自史实或广为人知的寓言。《错中错》(The Comedy of Errors)首次公演时被打断过吗？没有。没有人高喊：“嗨，别演了，这只是普劳图斯(Plautus)《孪生兄弟》的改编版。”

我们现在所谓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在法国文学界还被称作“la Restitution des Lettres”，意即：经典作品的复原或再现。如果拉辛(Racine)选择就欧里庇得斯(Euripedes)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写一个自己的版本——正如他所做的，根本不存在剽窃或文化寄生问题。当时，模仿就是创造，而且是原创。

对于创造性和原创性，我们仍然背负着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观念。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孤单的人物：他经历了恍然大悟那个时刻，并从零开始，创造某种全新的东西。

同样地，根据“联合+开发”的规划，宝洁公司(P&G)从众多竞争对手那里获得了产品授权或直接加以收购，将这些产品统一以宝洁品牌推向市场。该公司有一个“侦察员”网络专门负责监视新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