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便提出：西方世界相信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是人类未来的发展趋势，此种想法容易造成回教国家与西方的分歧扩大，引发双方的文明冲突；而未来文明冲突之源，将是西方的傲慢与伊斯兰的执着。
月度归档：2007年10月
有人在肯德基餐厅里摆婚宴
中国知名洋品牌在他们本国的真正面目
作者：老猫咪 2007-10-07 23:01:14 来源： 老 猫 咪 立即评论
今天你花一两百元去吃火锅，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后回忆起来都不可能觉得可笑，但是如果你花同样的钱去吃”哈根达斯”，”必胜客”， “Starbucks”这类垃圾货，不出5年后，你回忆起来就会觉得当初自己是绝对一**，就好比10年前会有人在肯德基餐厅里摆婚宴一样让后人一代代笑话下去。
欧美没去过我不说，在日本如果说最滥的是麦当劳肯德基的话，那么其次滥就是”哈根达斯”，”必胜客”， “Starbucks”，我相信外国人在看到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对这些垃圾食品趋之若鹫时一定会窃笑，就象我们现在看到农村人拖家带口成群结队去人民广场前合影一样可笑至极.
关于上海流行的日本食品：
1)日本的”真锅咖啡”，似乎很高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在日本根本没有名气，我几个日本朋友都奇怪上海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有人去喝这种在日本混不下去的三流货。
2)”味千拉面”，此品牌我在日本四年中闻所未闻，日本拉面有多种口味，基本上九州拉面口味是比较有人气的，好在”味千拉面”做的是九州拉面口味，味道有些变味，贴近中国，还行，但15元/碗太贵太贵！要知道在日本，拉面是仅次于麦当劳的第二便宜食品。
3)”福禄回转寿司”，听说此连锁店是香港人开的，为什么我相信此谣传，因为”福禄回转寿司”这品牌在东京肯定没有，而且味道已经很贴近中国人了，也就是说变味了，另外在日本心目中东京之外就全是乡下，如果”福禄回转寿司”是非东京的日本品牌，那我恭喜大家被日本农村人涮了一把.其实上海有不少日本的好东西，尤其是古北虹桥日本人聚居区，但由于是面向鬼子服务价格狂贵，其实大家只要看看你吃的日餐厅里日本人的数量若连1/3都没到，那我就告诉你，你又被鬼子耍了！现在上海到处有海归，大家看看那些海归有几个愿意去吃西餐吃日本料理的?中国最好的东西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国菜，好好珍惜，千万别糟蹋自己可怜微薄的工资献给只能喂猪狗的外国饲料！
PS：我曾经看到在LAWSON店里上海女孩午餐时间成群结队买寿司然后再放微波炉里加热再吃，告诉大家，千万别随大流做蠢事，首先寿司没加热吃的，另外LAWSON店的寿司已经做得很难吃，去买就是个错误，加热再吃就是日语讲的”八格”(混蛋，笨蛋)了！
吃中餐证明你还有脑子！自己花钱去吃西餐日餐说明you are really
哈根达斯
这个在中国只属于少数高收入者消费的奢侈品在其发源地美国则是个极普通的品牌，在中国售价超过100元的大桶家庭装哈根达斯，在美国仅售2.99美元 (约25元人民币)，价格竟上涨了4倍多。北京工作的美国人很少在中国的哈根达斯餐厅消费，因为这里的价格太贵。哈根达斯在美国就如同和路雪在中国一样，是属于普通大众的消费品，主要集中在超市和自动售货机销售，只有纽约这样的超大城市才有零星的独立餐厅。而北京、上海等6个城市已经拥有22家哈根达斯餐厅。
哈根达斯的高价定价策略，正是依据营销学的两条经典理论：品质较高的产品，价格可以不成比例地提高；定价较高的产品，则会使消费者认为产品的品质较高。垃圾食品，垃圾公司。在国外快破产了，才转到中国打算大捞一笔。这种在中国价格惊人的冰淇淋，动辄几百元，居然那么火销，利用的就是大城市里所谓的小资们和大众的盲目虚荣，追求所谓”情调”的扭曲心理。
在哈根达斯的诞生地欧洲，根本没有人吃，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在欧洲见过卖哈根达斯的。在日内瓦机场，一个平价超市门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自动售货机。卖的都是一块钱的廉价垃圾糖果，诸如M&M’S之流，最后一排是哈根达斯。售货机里的日光灯管还坏了一个，一闪一闪的，那个寒酸劲儿。它在中国的风光劲儿，那种异国的”典雅精致情调”，被中国那群小资的拥护度，都跑哪儿去了？
瑞士一家电视台做的调查，经专家评判，事实上在中国热销的哈根达斯，实际的质量连一般超市里的最便宜的冰淇淋都不如。更不如雀巢、和路雪之类的家常品牌了。
”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你得承认，哈根达斯这句朗朗上口的广告词，的确具有无可比拟的煽动性。不过，刚听说这句广告词时，很多人还误以为哈根达斯是法国大餐那么庄重的超级美食，等到明白哈根达斯原来就是一款冰淇淋时，多少打心眼儿里生出些失望和怅然。
编辑：小媛
历史的复杂性
“婚前的8个月，昂山素姬写了187封信给阿里斯细诉衷情，行文间常表忧虑，担心缅甸人民会误解两人的婚姻，以为她已离弃他们。”
PK
“８月，皇军让缅甸”独立”，昂山出任”战争部长”，他的”自卫军”也就更名”缅甸国防军”（BNA）。到１９４５年日本式微了，他便与在印度的英国当局暗通款曲，于３月向皇军发起突然袭击。３月２７日这一天就成了”光复日”，而昂山摇身一变又成了”反法西斯自由联盟（AFPFL）”主席，准备参选总统。在与英国谈判中昂山不断以”暴力”，”非暴力”，”两者一起上”来威胁英国人，耍尽无赖以求在缅甸独立中得到更多权力，期间并血腥镇压了不愿向他效忠的Keren人。Keren人是西藏人在缅甸的一脉，一直忠于英国，并在二战中打击过日军和昂山的”独立军”。当时英国总督和丘吉尔都极反感这个昂山，称他是”叛国暴乱的头头”（”traitor rebel leader”）。”
船坚器利
岛国的姿态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说。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认为，“那些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王小甫认为，这一态度反映了日本对当时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井真成入唐时，日本对唐朝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改观。这与一次发生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战争有关。
公元663年，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遭遇彻底失败后，日本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
在朝鲜半岛附近，唐水军首先到达白村江口。之后，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村江，两军遭遇。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 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最终，“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日本学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后》里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时期，年轻的井真成出海，踏上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路途。
同在巨船之上的，还有诸多日本工匠，他们是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的。认识到差距之后，日本开始迅速转向，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盛唐气象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
在海上漂泊近3个月后，井真成到达宁波。按照惯例，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则会把他们一路护送至首都长安。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是盛唐时代中的鼎盛时期。唐玄宗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长安城到处洋溢着一种空前未有的生气。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那时，整个城市里流动着含黄土高原风沙的干燥空气，街道上漂浮着特殊的内陆泥土气息。
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这位日本少年进入城后，很快被淹没于人海中。妹尾达彦说，当时长安城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能量在日本是根本见不到的。
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西方和东方的商业、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集。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在公元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长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用于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都建在皇城南边的一片广大地区上。它们离皇城南门的朱雀门不远，据说这样设计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员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妹尾达彦说，“可以说，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坟墓中，浓缩了那个时期的长安的政治状况和城市文化状况”。
千年前的“国际学校”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
在中国的学习，给井真成带来了新的面貌。铭文中称赞这位年轻人在“踏礼乐，袭衣冠”之后，“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于朝廷，气度无人能比。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
井真成究竟在哪一个学部学习，这还是个谜团。只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吕是在“太学”中学习。
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断，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在日本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备的出身相对较为低微，最多只能进入四门学。
1200多年前，这些高等学府就像一个个国际学校，东、西方的留学生都混杂在一起学习。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竟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的考试中得中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
阿倍仲麻吕终身在中国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
下道真备则在中国住了17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由于历史记载太少，井真成的经历就显得模糊而无法辨认了。通过墓志上的记载，只知他“强学不倦”，10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学问。
影响日本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
学业有成的井真成并未来得及衣锦还乡，就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墓志铭称，井真成
“问道未终……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终于官弟”。此时，他的大多同伴陆续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井真成也想回国，从墓志铭文“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着故国。
对这位天资聪慧却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国皇帝有着异常深厚的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追奉他官职，以官礼下葬。
而且，追奉他的官职也耐人寻味，“尚衣奉御”，即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这个官职虽无实权，但也官至五品。而且历史上，担任尚衣奉御一职，多为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见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也证明中国对日本遣唐使的真挚与友好。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尊孔获准，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营原娓成入唐学医，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三笔”，即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三人，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
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发展是个硬道理
章启月(右二)与本报和奥一网特派布鲁塞尔记者合影。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十七大党代表、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章启月无疑是第二届中欧论坛全体大会最受关注的焦点人物，不仅因为以前她在外交部担任新闻发言人时在国内积累的超高人气―――刚进会场便被中国学者和媒体记者认出围追堵截，还因为她在第二届中欧论坛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和主持全体大会时妙语连珠，机智而直率地应对欧洲学者以及西方记者的尖锐提问，多次赢得现场掌声，会后很多欧洲与会代表与章启月大使合影。
北京时间昨日凌晨，章启月大使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主持完第二届中欧论坛专题讨论后接受了本报和奥一网的独家专访。同当年我们经常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她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时的冷峻面孔不同，章启月接受专访时谈笑风生讲述了从新闻发言人到驻外大使的心路历程以及很多奇闻趣事。接受完专访，章大使还高兴地给本报读者和奥一网友亲笔留言：了解欧洲，认识世界！
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还非常落后，他们根本没想到中国会派一个女人来做大使
记：聊聊你担任驻外大使的经历吧？
章：故事很多啊。比如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那是在2005年2月，当时我刚刚出任中国驻比利时首任大使。当时我召开了一个面向欧盟各界的招待会，请了有四五百人，结果我发现，招待会上和我握手的嘉宾却有近千人。因为我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我知道很多人前面已经和我握过手，但后来又排队过来和我第二次握手。
记：呵呵，这是怎么回事呢？
章：后来一对夫妇在过来和我第二次握手时告诉我，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就和我握过手了，但当时以为我是大使秘书，所以当时是和“大使秘书”握手，后来才知道我是大使，所以就再次排队过来和大使握手。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还非常落后，还停留在过去的假想上，他们根本没想到中国会派一个女人来做大使。
问：其实在欧洲女性从政包括当总统的例子很多，为什么对中国派驻女大使大惊小怪？
章：我们过去认为，欧洲很开放，女性地位高；现在我们中国这方面做得一点也不差。所以我跟他们介绍，现在中国有14位女大使，他们都很吃惊，这还不包括很多女总领事、女总参赞，外交部在国内机构有1/3的工作人员是女性。所以在这方面，中国走得比他们更前。他们一开始看到我的时候想当然认为，这是个大使秘书，而不是个大使，这本身也是让他们认识中国的角度，说明中欧之间目前最大的挑战是缺乏相互了解。(主持中欧论坛阶段性讨论)我也在开场白里讲了，现在中欧之间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相互间了解不够。这一点我来欧洲之后了解很深。现在欧洲一般百姓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阶段上。
他们甚至不觉得中国是个正常的国家，还问中国愿意遵守国际上公认的准则吗？
记：这是不是也是西方媒体记者经常无休止地重复追问一些在中国人看来非常不可理解的问题的原因？
章：是的，而且他们(欧洲社会)对(中国)经济突然间发展得这么快不理解。所以我觉得刚才有个瑞典人，他讲得非常好，他从来没去过中国，但这两天(通过中欧论坛)跟中国的学者、各阶层人士接触后感受非常深，他也找到了答案―――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是因为中国人有活力、有创造力，能吃苦，而且有发展自己的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觉得他这点讲得非常好，但对欧洲来说，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是非常不了解中国，从欧方(在中欧论坛大会)提出的几个问题来看，他们甚至不觉得中国是个正常的国家，还问中国愿意遵守国际上公认的准则吗？我跟他们半开玩笑但是很严肃地讲，这些问题好像是问中国人吃饭、休息吗？平常遇到一些欧洲人，他们确实是这么问的，他们甚至不理解中国怎么那么干劲十足。
记：让欧洲社会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真的很难吗？
章：所有这些隔阂和误解，都需要我们外交部大量的同仁在境外工作的时候花时间去做宣传、解释中国，因为在中国上下有个共识，“发展是个硬道理”，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阶段，这么多年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上下齐心，正在加快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是需要世界合作的，和大家共同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包括(中欧论坛)会上提到的环保问题、气候变暖问题、反恐问题，等等。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这么大，各地方差距大，怎么理解中国呢？
我觉得最基本的就两点，第一，要把中国看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把中国当做一个邻居来看，当然这个邻居面积比较大，人口比较多。第二，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世界最基本的普遍的原则都在我们的宪法中，在中国人的每一天，都在实践着这些原则，包括人权、民主、建立法治社会。所以我希望在今后的讨论中，欧洲方面不要再问“中国愿不愿意遵守国际规则”类似的问题。合作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只有这样，任何的合作才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长期在国外，更能强烈感觉中国被误解。欧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消极面还是大于正面记：会不会因为你现在当驻外大使，站在国外回头看中国的时候，对有些问题的感受和理解也不太一样？
章：是的，长期在国外，更能强烈感觉中国被误解，而在国内可能感触不是这么真切吧。在国外的时候，你看到的欧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包括报纸、电视，消极面还是大于正面，其实很多误解和不了解，看起来都是比较片面的，换句话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世界交往合作，让外界了解中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中国也非常希望进一步改革开放，与外界进一步合作。如果外部舆论环境很恶劣的话，那么对我们的发展是个影响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作为外交官，或者作为参加中欧论坛的学者以及中国各阶层代表，在这方面都有很重的担子。
记：看来当驻外大使可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轻松。
章：我们外交官，过去是说像“文装解放军”，国家需要你去哪就去哪，而且你不知道你下一站被派到什么地方。所以这种工作性质，有点像站岗放哨。
记：个人和家庭生活是不是也非常受影响？
章：对，如果全家都能搬迁那最好，哪像我这种情况，都是我自己来的。
记：你的家人都还在国内？
章：家人还在国内。像我们外交系统许多人没办法都把家人带在身边，个人和家庭生活因工作受到影响或牺牲、付出的例子很多。所以外交工作确实很光荣，但也很艰辛。像我们在欧洲发达国家工作，生活还算是条件比较好的，外交部大批的，甚至是2/3的人都是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工作，有的同事去了高原，被派到战乱、疾病的国家为此殉职的也不少，还有的常年疾病。我的一些同事，就是退休了在家，每个月还打摆子，像疟原虫病离开了那个国家，病还去不掉，一辈子都在发作，非常艰辛，家里老人去世顾不了的，孩子顾不上的，很多。
记：在驻外使馆工作每年都可以回国探亲吧？
章：不一定，像我们这些驻外大使级官员一年可以回国一次，述职兼探亲，一个月时间。其他外交官两年才有一次。不像你们出来这几天就觉得够了，我们是多少年了(笑)。在驻外使馆工作，很多小的地方，没什么娱乐，还是很孤独的。
记：你讲的这些让我们了解了许多外交官不为人知的一面，非常感谢你接受南方都市报和奥一网的专访！
本报特派记者 苟骅 何雪峰 蓝云 (来源：南方都市报)
船坚炮利
19世纪初期在马尼拉停泊的西方船只和中国船只
许多人认为中国在造船与航海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纪，也就是清初康熙年间，这恐怕与史实有点出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于1433年，而
1436年登基的明英宗就停止建造大型海船，彻底闭海，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更销毁了郑和远航的所有档案资料。有明一代总的说来以海禁为主，仅偶有松弛。清初出于防范郑
中国又长期没有海防观念，虽然很早就有“水师”，但“水师”并非海军。明代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水师”才开始有防护沿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