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有民间智库研究者对《瞭望》新闻周刊解读说，”智库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和需要，它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与国家发展、改革内容与阶段密不可分，更与其自身发展规律分不开。”
　　
　　世纪之交的分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国企改革全面拉开，加上开放进入”入关”谈判新阶段，驱动中国智库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仅关注国策研究，而是进入多元化和多领域发展阶段，其中既有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也有企业咨询和商业规划等。
　　
　　比如，1992年，原隶属于海南省政府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退出事业单位，走上社会化运行的道路；当时被经济学界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纲，依靠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成立了半官方的国民经济研究所；林毅夫离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靠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对国内智库长期跟踪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也正是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智库”第二个活跃期”的历史阶段，中国智库研究的类型开始初步分野。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按照中国现有法律法规的界定，中国逐步分化出了四种智库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型，指在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企业型，指那些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政策问题咨询机构，如零点调查公司；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指专门从事政策的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大学下属型，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国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
　　
　　在他看来，”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一类独立法人组织，由于它们从经费和人事上并没有和政府完全分离，所以我们把事业单位型智库认为是半官方智库，将其他三类智库称为民间(或非官方)智库。”
　　
　　这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要数薛澜所定义的后三类智库构成的民间智库，尤其是大学下属的智库。随着1993年和 1998年国务院和教育部分别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国内重点建设大学纷纷成立了众多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从海内外吸纳了各种学科人才，通过研究政策问题、向政府部门汇报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积极推动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发挥决策咨询影响。
　　
　　比如，1999年，在海协会前会长汪道涵和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支持下，清华大学引进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希光等人才群，成立了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期间，该中心密切参与政府”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研究，与国务院新闻办共同开创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发挥了智库作用。类似的案例同样发生在其他国内重点院校。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中国智库发展进一步得到了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2005年5月19日，胡锦涛同志专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办好社会科学院”。
　　
　　尤其是2006年11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和次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智库论坛，显示出中国智库开始寻求摆脱被动角色，有了自主发展的新气息。对此，薛澜认为，中国智库和政策过程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可以预计，随着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决策咨询工作的开展，中国智库在中国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从事智库和中国政策过程关系研究的学者和机构将越来越多。
　　
　　但是，不能不承认，仍然处在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决定了中国智库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呈现出”泥沙俱下 “的状态。尤其是在利益分层日益明显的社会背景下，天然与利益游说和政策影响难以分割的智库，面对生存现实和独立研究的构成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异和分化。
　　
　　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 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 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也深有感怀。他从体制上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了中国智库发展面对的社会局面，”过去30年来，中国智库大部分依然是官方和半官方的事业单位研究机构，遭遇到的最大的现实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影响。这个过程中，受过去国家财力薄弱和侧重于物质建设的政策环境，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还是大学研究机构，都出现了管理混乱和经费困难的问题。”
　　
　　”其中，最令人尴尬的就是经费。由于一个时期相对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加上财力不足，许多单位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在江涌看来，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这种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会和在华跨国公司也利用和借助中国智库经费短缺的薄弱环节，纷纷进入中国智库运行体系。某官方智库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去日本100多次，所有的经费全都来自日本方面，没有一次是自己掏钱，而且也掏不起。另外，据《瞭望》新闻周刊从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了解到，某中央级政策研究机构主管的基金会和某部门级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其将近50%的资金来自外资。”尽管不能说这些智库拿外面的钱就一定替人家说话，但多多少少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江涌说。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发现一家半官方研究机构，其经费来源中来自主管单位的资金只占2%，委托课题费用占 27%，相比较，一家美国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资助共占63%。其负责人说，面对生存现实，接受外部资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也承认，为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少受影响，该机构最多做到不碰与两家外资利益相关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管理。江涌说，中国许多事业单位编制的智库机构，可以说是”有组织、无纪律”，”尽管接受政府管理和支撑，具体工作中几乎是无约束运行，没有明确的管理制度，政策研究没有指导思想和立场，不知道为谁服务。”
　　
　　其结果，外部资金进来的同时，乘机也将国外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引了进来。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随西方体系。比如，一个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评价标准，往往与其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多少、参加多少次国外会议、在海外机构受邀担任什么职务等挂钩。
　　
　　”国外的经济理论，是以欧美为基础的，他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情况？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情况？不可能相互套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研究以及政策建议，必须有中国特色。”采访中，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对此非常担忧，”我们的研究机构应该学习先进经验，但完全用西方价值标准指导中国的政策研究，长此以往，负面影响是很可怕的。”
　　
　　黄卫平举例说，自己曾经接触过美国某基金会，”最早是在经济学方面合作搞短期培训，随后是一年制硕士班，后来就提出要资助研究。我们感觉其战略开始转变，急于影响中国政策的制定。我坦率地跟他们讲，不要想这个事情，中国政策有中国政策的脉络，你想影响，哪那么简单？”

　 也因此，许多国内关键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为了防止泄密和干扰，在选择政策咨询机构方面越来越谨慎，表现就是，一方面对许多智库的信任度在降低，另一方面控制决策信息数据。
　　
　　这样的结果有可能让许多智库拿不到关键信息和数据，做出的政策研究往往被认为质量水平低下，决策部门越来越不愿意看，进而更加不信任，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于是，逼得许多研究者到报纸上写文章，批评不到位又加剧了和决策部门之间的隔阂。
　　
　　同时，《瞭望》新闻周刊也了解到，中国智库在向政府部门提供政策研究服务过程中，面对部门利益，也遇到”拿人家手软”的尴尬。一位承接某部门一项改革方案研究的课题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一开始本着独立研究做出方案，但他们领导看后不满意。为了完成课题，我们只好不断修改数据，直到符合他们领导的意思。”结果同样损害了智库的声誉和发展空间。
　　
　　面对这一切，经常接触国际智库研究机构的江涌认为，”中国智库其实在研究水平和对战略问题的把握和分析上，与国际顶尖智库差距不是很大，个别领域研究还一直走在前列，关键是体制不顺，经费不足，管理无序，尽管数量和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
　　
　　亏空的”软实力”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国内各种类型智库的缺陷已经日渐明显。
　　
　　一些官方智库体制内的生存模式，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
　　
　　大学智库那种象牙塔式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政府本身对自身决策咨询机构和官方智库的信任和依赖，多数大学智库对政府决策部门而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民间智库批判手段的不当运用是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导致其与政府之间缺乏正常通畅的对话交流机制。
　　
　　”中国智库的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现代智库应有的社会功能发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发现，中国智库在社会功能发挥上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正面传播。
　　
　　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说，现代智库应该发挥的作用表现在，建议与参与国内政策的形成；参与设定全球性议程的形成；创造能转变为政策的新思想；为政策建议提出政策论点和论据；具备出思想的人才、经费、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变思想和建议为政策的机制，”这些内容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但我国智库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不够。”
　　
　　反映到软实力的建设上，就是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的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这方面集中体现在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西方抵制北京奥运、北京举办奥运三个典型案例中，我方发言的权力被剥夺，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更没有自己的声音，无力运用设置议程，丧失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而历史多次证明，谁拥有”自由”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谁就获得了设定议程的能力。”中国的话语总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总在回应西方政府和媒体，总在为自己辩护。”李希光说。
　　
　　反映在国家形象传播上，就是信息被扭曲而全面失真。李希光举例说，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协商，到国外却变成了没人权、没自由、政治不透明；经济政策是经济改革、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到国外也失真为受管制的市场经济、破坏气候和不鼓励竞争；外交政策是睦邻外交，在国外被歪曲为支持失败国家、非洲新殖民者、威胁日本……”在西方，政府的政治理念、核心价值观、政策被智库、学界和媒体传播了，通过非政府组织反映的民意迎合政府政策的议程设置需求，就变成了议程设置。而我国这方面非常薄弱。”李希光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在智库这种非政府组织方面面对着巨大的亏空。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张宇燕刚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的身份访问了尼泊尔，会见了尼泊尔前首相和现任的多个部长，拜访了毛派总书记和国际关系部部长，听取了他们发展双边关系的意见。访问期间，他的身份让他更加广泛和全面地与尼泊尔群众和学者作了深入的交流，感受到了尼泊尔民众对中国的真实感情和政治力量的所思所想。

　　这位出访过大部分周边国家的亚太国际政策研究人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深深感受到，无论是政策咨询还是非官方外交活动，智库作为”中间人”和”第三方”所发挥的作用，使一国的国家力量在具体施展中能够真正做到刚柔相济、游刃有余。
　　
　　”时势造英雄”
　　
　　采访中，对于如何推动中国智库走向成熟，专家们各抒己见。
　　
　　江涌认为，其一，要规范经费来源。强调智库的筹资渠道可以多元化，但一定要有明确的规则和底线，而且需要透明化。其二，要完善评价机制。首先要扭转西方不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和学术标准对中国研究机构的束缚，注重智库研究的实践、实用和可行。其三，制定智库的行业规范。通过立法形式，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出台宽严相济的行业管理条例，比如官方智库的管理趋于严格，民间智库相对宽松，等等。
　　
　　结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内政策研究机构的分析失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曹红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一定要推动国内机构走出去实地调研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没有一手的数据和资料，没有第一现场的亲身感受，甚至不了解当地的文化社会环境，要做好智库研究，几乎就是建’空中楼阁’。”
　　
　　有专家则提出，整个社会尚未摆脱”官本位”的思想体系，政策咨询服务大都被官方智库垄断，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但公平竞争的机制早晚要引入这一领域，智库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操办。”政府改革步伐的加大、政府智库改制和转型逐步提上日程，将会促进中国智库的成熟和完善。
　　
　　无论作出怎样的建议和判断，这些智库的实践者们都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社会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代表各个群体和阶层的思想和利益也不断出现。这使得中国智库多元化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的智库，在公开市场进行充分的交流和交锋，将大大助益于政府决策的公正、有效和准确。
　　
　　面对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状况，张宇燕认为这既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同时也存在相当大的改进空间。现实可行的做法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创造一种更有利于良性竞争的环境，让各种智库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以提高中国智库”产出”的水平和”产品”质量；其二是智库产品的需求方，在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具体国情和自身需求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重点支持或发展相关的智库。
　　
　　说到这里，他还特别提到，智库产出的品质，关键在于有没有优秀的、全心投入的专家。这和电视连续剧《暗算》中寻找破解密码者有点类似，最关键的就是找对人，”找对了，可能几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找不对，成百上千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除了要找对人，还要真正地信任他们，同时也要允许他们犯错误。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每次都能够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那是神而不是人。”
　　
　　采访最后，张宇燕告诉本刊记者，做到准确判断和准确预测始终应该成为智库追求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任何智库提供的只是某种或某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最终的决断还是要由智库产品的需求者来作出。随着智库的发展和智库产品市场的繁荣，其结果之一似应是对同一问题不同智库往往会给出对立看法。这一方面能够丰富人们对诸如全球金融危机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政治家、企业家和机构领导人展示其智慧和判断力提供了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发展有点”时势造英雄”的味道。（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实习生韩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