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阿杜拉·穆罕穆德被索马里邦特兰自治省地方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罪名为“向海盗提供作案船只”。在法庭上，阿杜拉向法官辩称自己只是“租借了一条小艇给一个陌生人”，但法官仍然将他以协从罪从严论处。 　　依靠打鱼为生的阿杜拉拥有三只安装了电力引擎的快船，但由于索马里附近海域经常有国外的大吨位捕鱼船打捞作业，导致渔业资源日渐枯竭，阿杜拉的生活每况愈下。在面对记者的话筒时，对判决不服的阿杜拉只说了一句话：“没挨过饿的人不配讲道德。”

索马里海盗危机公关

索马里海盗危机公关
摄影/Jehad Nga文/iris
海盗打造“正面形象”
　　索马里海盗的国际知名度，在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里迅速攀升。短时间内，随着乌克兰“费娜号”军火船、沙特“天狼星号”巨型油轮等遭遇劫持，“索马里海盗”已经取代“维京海盗”和“加勒比海盗”等前辈，成为互联网上最热门的搜索词汇。
　　但是，知名度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2008年1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索马里海盗的决议。此后，欧盟、印度、中国纷纷派出军舰为船只护航；军事专家热情地为船员支招，告诉他们怎样摆脱海盗的攻击。生意越来越难做的同时，媒体又将索马里海盗的大本营埃尔港曝光，使他们处于随时可能被清剿的危险之中。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索马里的一些海盗组织纷纷设立自己的新闻发言人。2008年9月26日“费娜号”被劫持后，一个自称“代表索马里人向世界倾吐心声”的海盗发言人，主动与媒体取得联系。在半小时的电话采访中，这位发言人抓准时机，抨击外国船只趁索马里国内局势混乱无力顾及海防的时候，在索马里领海内“非法捕鱼”“倾倒垃圾废料”以及“走私”，并且对记者称他为“海盗”表示不满。
　　“现代罗宾汉、劫富济贫、收过路费、保卫领海……随便你怎么给我们定位都可以。”这位发言人的语气听起来豁达，却不经意地为自己的组织赋予了相当浓厚的道义色彩。如今，大多数索马里海盗都扯起了仁义大旗，他们选择了“邦特兰卫队”“国家海岸志愿护卫者”等名称，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
　　除了自我正名，新闻发言人还负责通过与外界的接触，展现索马里海盗的“正面形象”。
　　2008年9月，一艘荷兰籍货轮在没有支付赎金的情况下被释放。劫持这艘船的海盗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由于得知这艘船上的物资是运送给索马里灾民的，我们决定不索取赎金，并且马上放行。但记者们从来不会报道这些事情，他们只关心我们开出的天价赎金。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见钱眼开。有些报纸的记者给我们扣上‘无法无天’的帽子，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拥有自己的法律并遵守它，只不过法律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解释。”
　　2008年11月15日，沙特巨型油轮“天狼星号”被劫持。联合国出于维护能源安全的考虑，决定鼓励一些大国担负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责任。在各界纷纷猜测相关国家会否对海盗采取武力时，海盗发言人抢先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无畏：“对于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攻击，我们已经有所准备。这没有什么可怕的，每个人都只能死一次，我们是这样，他们也一样。”
　　这番话，唤起了曾在索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的联合国多国部队的恐怖回忆，各国不得不慎重考虑对海盗的打击是不是将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一名曾亲眼看到索马里当地居民将埃塞俄比亚间谍活活烧死的法国退伍军人说：“那里是个一旦去过就绝不想再去的地方，《黑鹰坠落》连那里血腥恐怖的十分之一都没表现出来。”
　　不过，海盗发言人有时也会起反作用。“邦特兰卫队”的一个新闻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知道有人在我们的海域倾倒垃圾废料，我们知道有人在我们的海域非法捕鱼，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海域里发生的所有事情。”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一些西方国家极大的兴趣。不过，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要采取何种措施遏制非法捕鱼和垃圾倾倒等行为，而在于海盗们是如何“知道海域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海员及海上安全和风险管理公司（MRM）创办人戴比说：“海盗行为已经演变成有高度组织的现代犯罪。他们很可能在各大海港都有自己的线人，甚至已经渗透进各国的海关领域。”为此，一些国家的海关已经展开清查活动，希望揪出“内奸”，以降低海盗的作案率。
首领批驳“暴富论”
　　“海盗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船主使用直升机空投赎金后，有人曾这样形容索马里海盗们的致富速度。
　　各种有关海盗生活的离奇传说版本不断升级，很多人以为索马里冒出了“黄金海岸”——那里挤满了付赎金的人，盖起了别墅和酒店，海盗们都开上了豪华轿车，娶回了娇媚新娘。这些说法显然有损海盗一直标榜的正义性，也不利于他们争取国际同情。为此，因劫持“天狼星号”而名声大噪的海盗头目亚当觉得，自己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海盗不是无本万利的职业，也必须付出辛苦和代价”。
　　亚当详细算了一笔抢劫货轮的收支明细：在开销栏里，购买军火、线人情报费、人质在被扣押期间的食宿照料、索要赎金时讨价还价的谈判费用等，都是不菲的数目，平均每“行动”一次的成本大约是50万美元；而在收入栏里，扣除缴纳给当地部族长老和地区武装派别的费用后，账户里剩下的金额就没那么惊人了。
　　即便如此，海盗们的收入还是远远高于一般的索马里平民。所以，当记者质疑为什么声称“追求正义”的海盗作案越来越频繁时，亚当也有些张口结舌。沉吟一阵后，他回答：“赎金虽然不能算少，但等着和我们分钱的人也很多。如果只做一次就收手，或许可以暂时不用挨饿，但我们有权追求更好的生活。如果你亲自到索马里来看看，就会知道我们比任何人都有权利得到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亚当的说法，得到了法国女摄影师维罗妮可的认同。在深入邦特兰省同海盗进行了直接接触后，她证实了那里的确不存在外界描写的“金银岛”，无尽的贫穷和暴力，依然是这些地区的绝对主题。少数发家的海盗在海边盖起了在当地算得上豪宅的石头房子，不过他们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被寄到了自己内地的老家或存入外国银行。因为没有人知道政府军和外国军队什么时候会打进来，结束这一切。所以，亚当在回答“豪宅和跑车”的问题时会反问记者：“如果是你，你会把鸡蛋放在破篮子里吗？”
　　在海盗首领批驳“暴富论”的同时，埃尔镇的一位18岁少女艾丽玛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现在就正在和一个海盗约会，我觉得这种感觉棒极了。在这个国家，生活没有留给你别的选择。如果没有海盗喜欢我，我可能会被卖给部落首领们当小老婆；相比之下，我宁愿选择海盗，至少他们还年轻，可以给我一种恋爱的感觉。”
一旦“侠义”成为潮流
　　2008年11月25日，在希腊“人马座号”散装货轮的船主同意支付赎金后，海盗把即将释放船只的消息，告诉了已经在埃尔港和他们共同生活了两个月的船员们。32岁的菲律宾船员艾特蒙德还没有来得及长出一口气，就听到了身旁海盗抛来的问题：“嗨，兄弟，你想入伙儿吗？”
　　“我当然不可能答应，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祈祷能早点获得自由。”平安抵达肯尼亚后，艾特蒙德对守候在那里的记者们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我，也许只是想开个玩笑。我会说一点索马里语，能和他们简单交流。邀请我入伙的那个人之前就和我攀谈过，他的家人都在战争中死去了，所以他才当了海盗。”
　　第二天，很多媒体都大篇幅地刊登了艾特蒙德提供的这个绝佳素材，同时也没有遗漏他在讲述海盗身世时的一声叹息。索马里海盗事件受到国际广泛关注后，媒体对海盗生活的相关报道也铺天盖地而来。现在，很多人都对海盗的悲惨身世以及他们提供给人质的西餐津津乐道，以至于美联社的记者觉得自己不能再报道海盗对待人质是如何友善了，因为被囚人质的“斯德哥尔摩现象”已初现端倪。
　　“人马座号”另一位获释的船员乌迪回忆：“我们在一起玩牌、烤鱼、吃羊肉，还会互相讲一些彼此家乡的故事。他们甚至还把面粉带到船上来给我们吃。我知道索马里很穷，当地很多人都在挨饿，面粉是很稀有的食物。有些报纸上说他们提供西餐给我们吃，我觉得这有些夸张，至少我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但我相信他们已经在能力范围之内给我们最好的了。
　　“在等待老板支付赎金的日子里，我们既害怕又无聊，他们还鼓励我们在船上自己找点事情做，这样时间会过得快一些。后来我们偶然发现菲律宾有一种玩牌的方法和索马里很像，我们就开始在船上打牌。因为语言交流不是很方便，我们就用手势制定一些规则。有时候我赢了，作为奖励可以打他们几下，不过我赢的次数实在不多。”
　　艾特蒙德说：“在他们登船之后，知道了我们都是菲律宾船员，还很高兴地和我们说，索马里人和菲律宾人是好朋友，让我们不要害怕。”
　　受雇于联合国粮食援助计划署的肯尼亚船员桑比所在的运粮船，去年被海盗劫持。他和同伴在船上度过了近两个月的人质生活；不但订婚戒指被抢走，在海盗被索马里政府军堵截时，还被推上船头充当“人肉盾牌”。回忆起那段惊险时日，他仍掩不住复杂的感情：“他们（海盗）对我们说，穷人不应该为难穷人，所以不会伤害我们。即使被外国军舰包围，我们被拉上甲板做人质时，他们还在后面悄悄保证不会伤害我们，让我们不要害怕。彼此混熟之后，他们向我打听过肯尼亚生活的情况，说想来这里娶个老婆。”
　　通过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出身贫苦”“为生存铤而走险”“讲义气”，成了很多人对索马里海盗的印象。面对海盗的“危机公关”，一些传播学学者希望媒体不要过分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挑起受众猎奇心理——尽管舆论的同情不致给打击海盗活动造成实质困难，却容易误导某些处于贫苦生活中的人们的价值观念。
　　——万一“劫富济贫的侠义行为”成为潮流，那时候是该挠头叹息还是拍手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