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编者按：本文为《中国官员行为考察》的下篇）

在上篇中，我们取中国处长阶层分析，现在，我们将重点转向基层权力体系。

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基层权力运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妨归纳为”新式动员+权力集中”模式。

可以说，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几年是地方政府的”迷茫期”。一方面中央集中财税的政策让地方政府一时难以找到”新的增长点”，所以我们看到世纪末中国的任意摊派和加重费税，尤其是对底层居民（其中以农民为多数），造成了激烈的冲突。

另 一方面，几经下放的地方国有企业纷纷改制或破产，加重着地方财政和就业压力。在此种背景下，地方政府有动力让国企破产或改制，不单是因为有中央政策，更是 因为分税制后”税基”已经不按所有制划分了，而是按属地原则划分——不论是否为国有企业了——也就是说地方的”合作”姿态暗藏着对新财源的期盼。

问题是作为塑造政府行为最核心的财税体制的改革仅仅完成了一半，即仅仅是中央和省（直辖市）分了税，但省之下的改革一直没能完成，均等化的财政支出也一直没有到位，传统的经济承包制、政治承包制，甚至个人承包制仍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发挥着核心作用。

如果说2008年底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是中央政府一次有意识地集中投资，那么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也有一次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的高潮，其中主角是地方政府，方式是招商引资，体制支撑即是”新式动员+权力集中”。

要理解这样的政府行为方式，先要弄清地方经济是如何现实运行的。

其实，现在很多人笼统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很不准确。

很 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土地不但不能直接带来利益，甚至政府还要赔本。因为为了吸引工业项目，必须有工业用地相配套，其中不少土地是以低价出让给企业的， 政府期望的仅仅是企业的投资流水（及流转额带来的流转税，这在中国税制里占了大头），还有可能的工业区周边的商业开发利益，还有就是就业。地方政府这时来 自土地出让金的收益很少，甚至政府把低价土地当作了投资——这是我们所说这次地方政府投资高潮的主要特征。

于是，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形态形成了，即地方政府出土地、工业企业（或地产开发商）出项目和部分投资、银行出流动贷款。

在 很多省市上报发改委的四万亿资金申请计划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筹资金”一项——很多新兴的地方融资平台也是在”融”这个方面的”资”。这个”筐”里包括企 业自筹资金和政府自筹资金两项，后者占很大比重，而其来源复杂，财政性资金（特别是预算外资金）、银行贷款担保资金、社会资金都是渠道。

政府自筹资金是政府可支配度很大的资金，它是观察政府行为的一个好视角。这个资金很早就有了，80年代以各级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利润为主要来源，90年代以各种收费等预算外资金为主，90年代末后，银行信贷担保资金、土地出让金等更多地加入其中。

如 今，四万亿刺激项目推动地方政府的自筹资金也迅猛增长。2009年上半年，仅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各级政府为推动投资增长而自筹的资金就有1628亿元，同 期该省一般预算收入才是1133亿元（《浙江经济》2009年第15期）。而作为社会资本充裕的该省，民间投资增长率到2009年6月还未恢复到2008 年12月的水平。

大项目有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支撑，中等项目有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和银行信贷支撑，小项目则除了基层政府财政和自筹资金 支持外，还吸引着各类社会资本。有趣的是，90年代末以来，社会资本在二、三线城市和县域的体现比大中城市要显著得多，其主要是以地产开发和建筑业为渠道 的，因为基层政府资金捉襟见肘，大量社会资本，甚至以高利贷形式出现（如地产商在融资凭证上将集资标为”股东入股分红”），2008年湖南湘西集资事件就 是体现。

与这样的现实经济运行相结合，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并形成着上述”新式动员+权力集中”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举全市（县）之力”体制，即全员招商引资，并且很多地方一些本属公共服务的部门也被下达了招商引资任务，与业绩考核挂钩——90年代初的第一次招商引资潮也曾层层下达任务，但力度远不及此次，也没有制度化，更没有把任务加到政府公共服务部门身上；

第二个特点是，政府官员围绕项目”组班子”，甚至除了低价土地外，还动用财政资金”返还”或”奖励”吸引投资，有的也开始用财政资金给招商成功的政府”项目班子”发奖金。

这两个特点是十年前不曾有过的，也深刻地改变着地方权力结构。

前一个特点不仅加大着政府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更相对减少着对本区域公共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力度——很有意思的是，一些沿海地区在GDP高涨的同时，投入教育等事业的资金比重反而相对下降。

后一个特点则大大强化着本已集中的地方权力体系，甚至制度化这样的趋势，使权力更集中于个别主要领导，他们受制约和监督的程度因此可能更小了。

通过对地方政经运行和权力体系新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体会到当前政、经二者是如何互相塑造的，这是个丰富而复杂的过程。从追逐费税（行政资本）到土地地产（产业资本），再到目前追逐过剩的信贷（金融资本），从地方政府行为身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真实的中国图景。

现在，一些表面上的官民矛盾（包括成都拆迁自焚事件，还有瓮安事件等）、劳资矛盾、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本质上却是上述政经运行模式中，地方政府财政和金融体制矛盾与危机的反射。与1993年中央面临的危机不同，现在，地方的危机如何处理呢，能否演化出一次新的改革呢？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如交流，也可发作者信箱maimai2010@126.com）

六十年代初，有人请美国未来学创始人之一的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预测：”美国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纪初将有什么事件发生？” 以思维敏捷著称的贝尔如此回答：”在1972年、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4年 …… 将会各有一次美国总统选举。” 在当时，能够这样制度化、常规性民主选举的国家屈指可数，其中大多为西欧、北美国家。贝尔所表述的通过选举以取得权力和平过渡的政治运作揭示了预测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关键。

半个世纪以来，民主选举已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而逐渐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普遍实行的政治制度。东欧、南美众多国家的民主化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亚洲国家的日本、韩国也已建立了健全的民主体制。人口大国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巴基斯坦的民主选举又使全球人口的大多数都能享有”一人一票”的权利。尽管各国民主制度的健全程度不同，孙中山先生近百年前关于民主的著名论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政治现实。

然而，中国在过去百年探求民主的过程中充满了失败和挫折。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奇迹确实带来了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但让世界有目共睹的只是经济的飞跃，而不是政治的发展。国家领导人也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用温家宝总理的话来说，这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因此，探讨中国民主化进程事关重大。

经济飞跃、政治滞后

有人或许会说中共的权力转移也已逐渐制度化。每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和全国人大换届，每十年一次的最高领导人代际更替也可谓约定成俗。但是，中共的权力转移更多的是派系间的交易，或”黑箱操作”，而非选举的结果。中国政治发展的滞后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从国内层面看，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新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大规模城市化的副作用、社会老龄化、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不足、官员腐败盛行、中央和地方关系紧张以及民族冲突都需要更有效的治理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更新。

从国际层面看，一党独大的专制制度所造成的负面国家形象也成了中国发展的障碍。并且，中国目前还没能建立起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而这种价值体系是中国”软实力”必不可少的内涵。中国崛起后是否能获得二十一世纪的领先地位，最终将取决于中国能否达到世界公认的治理规范，包括政治多元化、开放、法治、人权、新闻和信仰自由、透明度等。正由于此，近年来众说纷纭的”中国模式”难有共识，更无定论。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不应仅仅是纯粹的经济模式。很难想像一个落后于世界潮流、政治体制弊端重重的国家仅靠经济实力能成为各国的楷模。没有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所谓的”中国模式”无非是国人夜郎自大的一厢情愿。相反，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中走出一条与经济飞跃相映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之路，中国必将让世界对其刮目相看。”中式民主”的启动将会有助于阐明何谓”中国模式”。

民主的普世价值

正是基于对政治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中共领导人及其智囊近年来不时提出有关中国民主发展需求的言论。从胡锦涛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到温家宝的”民主的普世价值”，从李源潮的”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到汪洋的”新一轮思想解放”，从中共理论家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到中央党校学者王长江的”探索中国式民主政治道路”，无不反映中国政坛的新思维。

关心中国民主化的海内外人士常常会问：中国精英的民主概念是否与世界上大多数人，尤其是西方人的民主概念相似。概念明晰对于中国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政治与学术对话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我们需要理解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建言者，如俞可平和王长江，回答这一问题的政治背景。他们中目前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采用多党民主竞争体制，也不认为中国应该走向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体系。

这样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即使那些对中国的民主化最为乐观的人也认为中国短期内便能建立起一个多党体系是不现实的。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有着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形式，必将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毕竟，英国式民主、日本式民主、印度式民主，墨西哥式民主、美国式民主在某些方面都各自相异。然而，他们都有制度上的分权制衡、政治选择权、宪政、新闻媒体的独立、确定的公民自由权。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它若想要被认为本质上是民主的，就必须具备这些共性。当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他意指民主对全人类都是好东西，不是仅对美国人或中国人而言。和温总理一样，俞可平明确而坚定地倡导着民主的普世价值。

对民主的希望与恐惧

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和公众现在倾向于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行政治改革。事实上西方民主成为一种成熟和可持续的制度、并实现”一人一票”这一最基本的民主原则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对许多当今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而言，民主或许带来更多的是恐惧而非希望。那些相信民主转型可能导致诸多灾难的人，对民主转型有着深深的恐惧。这些忧虑包括：另一场天安门悲剧，既得利益者特权受损，领导层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央与地方的冲突，网络谣言四起，煽动家的崛起，外国势力的反华阴谋，多民族国家的瓦解，大量贫民和充满怨恨的社会群体的暴乱等等。

从当局的角度来看，充满矛盾的中国经不起这种恐惧造成的紧张和可能带来的冲击。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观点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在一个像中国这样法治不健全的国家，推动民主选举将会是一场灾难。用他的话说，”如果党实行选举，中国共产党会分裂，如果国家实行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解体。”

如果中国当权者或大众认为民主会导致动荡甚至国家的瓦解，民主就失去了吸引力。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认为民主会削弱而不是促进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会对这样一种中国的政治未来达成强有力的共识。对他们中青睐民主的人来说，中国应寻找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成本走向民主的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在时间上是渐进的，在规模上可控的。这些政治改革包括了党内民主、基层选举和法治改革。

渐进可控 － 中国模式与中式民主的结合点

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共党内精英对中式民主的思考与二三十年前经济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如出一辙。在经济改革中，中国从未采取其他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转型的”休克疗法”。 有序、渐进、可控是中国模式中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特点。先农村、后城市；先乡镇企业、后私有企业；先开放沿海、再渗透内陆；先开发区试点、再各地全面推广；先经济快速起飞、再关注合理分配。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调整、修正、纠错、创新。

同时，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并没有轻信或者盲目崇拜完全市场化，或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在解决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许多弊端后，保留了国有经济中的一些有效成分，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行之有效的政府干预手段。基于同样的原理，循序渐进的党内民主似乎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最佳途径，中国民主政治试验也将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启动。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政治精英开宗明义地表示党内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作为走向全民民主或宪政民主的途径。

党内民主的虚与实

海内外那些不赞赏中共党内民主的悲观者或批评者，则对中共官方的”民主热”不以为然。党内民主对他们而言，无非是对中国老百姓和外部世界的空洞承诺。中共高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愿意接受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对权力的限制和特权的损失。批评者还认为如果不考虑多党体制，任何关于民主的讨论都将毫无价值。从中共1997年召开的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的概念已成老生常谈，而实际则为”雷声大、雨点小”，并无任何重要进展。

但那些对中共党内民主乐观其成的乐观者，却认为以党内民主为重心的中式民主已经启动。在去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四中全会上，党的领导层通过了实行党内民主、”党要管党”的有关举措。包括改进党内选举制度，规范选举程序、投票方式和候选人介绍办法，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严格把握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限制”第一把手”的权力，推行地方各级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加强对高级官员的财产审报和对配偶子女经商和移居国外的干部的管理，完善党的基层领导的直接选举，强调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

党内民主的有些举措已实行多年，如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在十七大时淘汰了8-10%的候选人。而这些被淘汰的往往是有高干子弟背景和口碑不佳的官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规章制度也在影响着中共官员待人处事的行为模式。但是，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十分有限。在更高层次的权力机构如政治局委员、省部级正职官员的产生从未经过”差额选举”。 当中共不改变其”党要管人事、媒体、司法、和军队”的情况下，所谓的”党要管党”显得有些”自欺欺人”。

“一党两派”－ 中式民主的雏形？

对中共党内民主的批评和怀疑，尽管不无其道理，但往往忽视了中共内部积极和潜在的深远变化。中国当今政治最有趣的特点之一便是共产党已不再由一位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铁腕人物领导。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形成了两派非正式的联盟，他们分掌权力、集体领导。这两股势力为了权力、影响力和政策控制力而龙争虎斗。当然，共产党内部存在争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不同的是，如今的这种争斗己不再是赢家通吃的”零和”游戏了。同样有趣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用”党内民主”的概念来阐述共产党领导层内的相互制衡制度化的理念。

中共高层的这两个集团或联盟可以被划分为”平民派”和”精英派”。国内家喻户晓的”团派”和”太子党”又各自是这两大联盟的核心。他们之间的差别反映了中国两股社会经济势力在不同层次上的力量角逐。”团派”经常呼吁建立和谐社会，更为关注诸如农民、民工以及城镇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而”太子党”则更倾向于发展市场经济，维护企业家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这种现象可称为”一党两派”模式。

中国高层的这种权力对垒和轮替机制，可以带来健康的政治活力，从而防止任何一派用权过度。更重要的是这种政治机制不会停滞不前，而且这种不断变化的机制会使政治游说变得更加透明，派系政治变得更加合法，选举也变得更加频繁和真实。中国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快速增长中的中产阶级，还是不愿边缘化的民工阶层；无论是全球化时代成长的青年学生，还是数量众多的退休老人，都会更多的参与政治。媒体的商业化和网络革命也会使中国政治日益透明。果然如此的话，不难想像再过约10年到15年的党内两派合作共存之后，中国共产党将沿着平民派和精英派之间的界限分裂。主要因为这种制度演变的渐进性，这种裂变也许能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

在创造经济奇迹，成为经济强国后的中国人不会希望将自己同包括朝鲜和古巴在内的极少数落后孤立的共产主义国家归为一类。也不会容忍李光耀等对”中国人对民主体制不感兴趣”的侮辱。他们不太可能满足于在政治民主的大门前止步。中式民主成功与否将成为中国模式的试金石。综上所述，即将到来的中国式的民主变革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必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朱氏CNTV VS 央视CNTV

朱时华的”中国网络电视台”专门配备了演播室和制作室。摄影 刘浚

朱时华的”中国网络电视台”向记者展示了历时3年才办齐的各类执照。摄影 刘浚

　　谁蒸发了他的CNTV？

　　朱时华办的”中国网络电视台”手续齐全，此前已经运行了4年，但就在央视”中国网络电视台”开通前夜，他的网站却吊诡地人间蒸发了。

    南都周刊记者 王宏宇 北京报道

　　平心而论，朱时华的办公地点，确实远不如另一家紧邻中央电视塔下的同名网站气派。

　　从北京南三环继续往南，混杂在众多家具城和装饰城间，在一条只能通过一辆车的小巷子里走一会儿，再拐一个弯，就到了朱时华的中视华影公司。用弧形铁艺简单装饰的大门口上，焊了7个白漆刷的圆牌子，牌子上面很醒目地写着几个大字：中国网络电视台。

　　院子里停了两辆刷有”CNTV”标志的采访车。朱时华递给记者的名片上，也在醒目位置印着这个标志，上面还标有他在网站的职务——中国网络电视台台长。名片下面标有网站的网址：www.cntv.net.cn，比央视的同名网站中间多了个”.net”。

　　正是这两样东西，引来了媒体的注意。2009年12月22日，媒体以《中国网络电视台被山寨，官网未出XXTV遍地开花》为题，指朱时华的网络电视台为央视的”山寨版”，并被诸多网站转载。

　　2009年12月24日晚，在没有任何书面通知的情况下，朱时华的网络电视台网站被关闭，域名无法解析，同时该域名在工信部的备案信息，也很蹊跷地变成了”您所查询的信息在备案库中不存在”。

　　3天后，2009年12月27日，同样以CNTV为标志的央视”中国网络电视台”临时取消原定的盛大发布会，低调浮出水面，提前一天正式上线运行。

　　草根电视台的尴尬人生

　　56岁的河南人朱时华坐在办公室的大班椅上，头发整齐，西装革履，很有台长风范。

　　虽然载体是网络，但这显然是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电视台：有台长、副台长，有编辑室和演播室，还有专门的素材库。没有专门的化妆室，就在演播室一头放了沙发、镜子、脸盆和衣服架子，作为化妆区。

　　朱时华十几岁就学画画，来到北京多年，一直从事文化生意。2003年他接触网络后，萌发了办网络电视台的念头。2005年5月，他注册了CNTV.net.cn域名，并在工信部备案，备案号为05048673。

　　同年8月，朱成立了中视华影公司，公司执照上的经营范围是”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BBS以外的内容”。

　　2005年11月，朱申请到了号码为050729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即通常所说的ICP证，证书上的业务种类及服务项目与公司执照一致。

　　同年底，中视华影取得了北京市广播电视局颁发的广播电视制作经营许可证，编号是(京)字第248号，经营范围是制作、发行”动画片、电视综艺、专题片”，有效期为两年。

　　紧接着，朱时华又开始忙于注册一大堆与”中国网络电视”、”中国网络电视台”相关的中文域名、通用网址。

　　2006年3月18日，中视华影的CNTV.net.cn域名在北京工商局通过了经营性网站备案，备案显示，网站名称是”中国网络电视”。朱的”中国网络电视台”至此终于正式上线。

　　此后，中视华影开始制作一系列的书画艺术家专题片，以及艺术家们的笔会、聚会等，并将这些放到网上供人观看，也作为保存艺术的一种方式。

　　当然注册商标的失败对朱时华是一个打击。 “中国网络电视台”商标是他想也不敢想的，那些只有国字头的企业才可以做到，他选择注册”CNTV”。但是，朱出示的一份北京市商标局《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显示，他曾于2006年底申请注册CNTV字样的商标，但因与另外两家公司的”CNITV”和”CMTV”近似，被驳回申请。尽管按规定他可以在15日内申请复审，但因为公司地址变动，他收到这份通知时，已经是2007年夏天。

　　朱时华有点心力交瘁。他没想到，办一个网络电视台要花掉这么多的时间来”跑”。网站的员工来了走，走了来，换了几茬，没有客户肯为一个未正式开通的网站投广告，买来的设备、车辆也足足空置了一年。资金的压力开始凸显，”一集15分钟的专题片，制作费用要7000元，一个月下来，中视华影要在网站上净亏400万元”。

　　但朱还是没有舍得放弃这一切，”办这些手续，前前后后足足花了我3年的时间啊，”朱伸出三个指头，”三年里几乎什么都没干。”

　　2007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颁布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让朱时华彻底解脱了。这个被称为”56号令”的规定要求，只有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才可以拿到视听许可证，尽管发放范围后来扩大到此前已规模经营的一些民营视频网站，但朱的网络电视台，并不在此列。

　　朱只好暂时放弃了继续搞电视的念头，”中国网络电视台”变成了一个只有图文信息的资讯站，此前辛苦拿下的广播电视制作经营许可证，到期后也没有继续申请。

　　但朱仍在苦苦支撑。此后中视华影的营业执照和ICP证每年都坚持年检，且顺利通过。截至记者发稿，CNTV.net.cn的工商经营性网站备案信息也同样正常。

　　这种悲剧性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9年12月24日圣诞节，朱时华的”中国网络电视台”终于以一种最奇怪的方式离开了他。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国家队

　　相比之下，央视的”中国网络电视台”(www.CNTV.cn)几乎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这个央视投资2亿重拳出击的网站一开通就宣布，网民可以在这里看到包括30多个省台卫视在内的”全国电视机构每天播出的1000多个小时的视频节目”，兼具视频点播和电视直播，同时推出爱西柚、爱布谷两大互动分享平台，同时招兵买马网罗网游人才，为未来进军游戏布局。

　　与此同时，央视CNTV还与中国最大的广告网络以及”MSN购物”电子商务平台易传媒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共同研发视频广告技术，开发更高效的广告形式，建立更完善的视频广告行业标准与衡量体系”。

　　没有人怀疑央视CNTV的盈利能力。分析人士认为，广电总局为清理广告泛滥推出《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即”61号令”)，将”净化”出100亿元视频广告，加上网游市场的300亿元，如果利用央视的权威舆论，雷厉风行地清理网游市场和网络视频市场，再推出自己的网站经营视频与网游业务，同时将网站广告与电视广告打包销售，那央视新媒体业务3年做到总收入25%的预期目标，绝非难事。

　　出于这样的乐观预期，央视网副总经理夏晓晖甚至在央视CNTV上线仅一天后，就宣布”中国网络电视台不久将启动上市计划”。

　　央视所拥有的雄厚政府背景，也让朱时华曾面对的一切技术困难和政策风险化于无形。网站上线后，舆论发现CNTV.cn所有手续均与CCTV.com共用，并没有取得ICP证和视听许可证，也没有通过工信部备案审核，纷纷质疑网站运营的合法性，但CNTV.cn对此表示沉默，运营依旧。

　　《成都商报》报道，央视CNTV曾介绍，其位于成都的研发团队只有9个人，却可以支持800万观众同时在线看高清节目，但网站重拳出击的视频客户端CBOX仅在上线一天后即告瘫痪，央视对此仍然保持沉默。

　　缺少运营经验和人气也不是真正的问题。在聚焦视频分享的”爱西柚”版块，网络红人”林家小妹”的视频点击多数只有可怜的几十次，而机构用户kingsoft(金山)甚至不知道自己进驻了该网，也不知道发布的视频是与公司产品毫无关系的”反恐行动”。

　　记者注意到爱西柚的一个宣传条：”《好雨时节》大片抢先看，1月20日温情上映”，网站是否将同步与影院上映《好雨时节》？发行该片的中博传媒工作人员刘海岩称，”是误会，没有此事”，”他们是央视嘛”。

　　央视手握的强大舆论工具，甚至可以让致命的经营风险化于无形。网上流传的一篇《中央电视台丢掉CNTV.com 域名全程记录》称，央视早在网站上线之前，就已经对带有CNTV的域名产生了兴趣。作者称，目前这个域名仍掌握在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的拉脱维亚人手上，为取信于人，作者还将自己与此人讨论此事的俄语电邮往来公布在网上。

　　文章称，央视似乎早在2月就曾求购过CNTV.com域名，”但是他们谈判策略失败同时保密疏忽，导致消息走漏，在12月中旬上线新闻稿流出的当天，两份绘有完整的VI标识与宣传预案的文件被传播到网上，嗅觉灵敏的人士立刻跟进”。

　　但奇怪的是，CNTV.com在央视开通”中国网络电视台”后流量猛涨，但域名报价并未敢于继续攀高。

　　分析人士认为，央视在.com等外围重要域名旁落、相关商标均未注册的情况下匆匆启用CNTV.cn域名和”中国网络电视台”名称，可能是大意，但更可能是觉得可以靠政府手段轻松搞定捣乱者，”封掉就是了”。

　　截至记者发稿，对于媒体关心的所有疑问，央视一概谢绝采访，仅就部分问题给出了统一的书面回复。回复中指出，央视CNTV目前采用免费模式，但未来不排除收费，未来会购买版权、推动合作共赢等，但对媒体关心的前期投入、版权内容具体引进日程、反盗版措施、技术创新等方面均语焉不详，而关于CNTV域名未备案，及与央视网站合用ICP证和视听许可证一事，则完全避而不谈。

　　神秘的”蒸发密令”

　　现在回头看，朱时华有点怀疑，有些人为拿下他的域名使出了非常手段。

　　比如，2009年12月17日下午，网站工作人员曾接到一位自称姓尹的男士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做IT的，帮朋友问”中国网络电视台”的域名卖不卖，朱表示”暂时没有出售的意思”，对方便挂了电话。

　　记者查询到，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央视国际网络即委托域名中介商”易名中国”出面，从福建莆田城厢区智慧电子商务中心张国节手中购得未启用的CNTV.cn，此后将其作为央视”中国网络电视台”的正式域名，在12月27日正式上线。

　　朱认为，他的网站不存在网站因内容违规被关闭的可能。早在广电总局严查视听许可证之前，网站就已经撤掉了所有视频内容，涉黄更是无从谈起。而”中国网络电视台”和”CNTV”的商标，仍然没有人注册，也不存在侵权问题。

　　记者在媒体12月22日报道内容中看到的网站截图显示，朱的”电视台”内容包括财经、汽车、体育、娱乐、军事等版块，但从内容标题看来，只是普通的消息类图文网页。

　　因为与媒体和文化界比较熟，朱时华认为自己有足够信息来源证明”(网站被关闭)事情是他们干的”，所以根本没去找提供域名解析服务的新网，也没去找其他主管部门要说法，因为”找也没用”。

　　但拒绝说明自己所说的”他们”到底是谁。

　　记者了解到，在此之前，新网曾于1月5日发布通知，称按照工信部和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要求，对网站未备案的国内域名将不予解析和跳转。此后，新网即相继停止对51.com、IT168.com和博客大巴的域名解析，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透露原因。

　　但这与朱的情况并不太一样。朱所在公司的工作人员杨红霞说，她咨询过新网，新网客服的解释是”通信管理局接广电总局通知”，而非工信部。记者联系到销售域名给朱时华的新网工作人员郝小姐，她表示并不清楚此事，让记者联络客服和另一位工作人员，说”他最近专门处理这些事儿”。

　　新网显然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忙乱中。记者试图拨打新网的24小时客服电话，但在多个时段选择多个电脑提示，均提示”工作座席忙”。而截至发稿，记者仍未能联系到郝所说的那位工作人员。

　　在广电总局网站，记者也并未发现有关于朱氏网络电视台违规运营的任何公开信息。

　　朱时华说，网站被关至今已经半个月，他仍没有收到来自任何部门、任何组织的任何书面通知。他认为，因地址变动通知不到的问题，不存在再次发生的可能——网站关闭前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都是最新的。

　　记者就此咨询了央视网高级媒介经理王淇，王淇表示央视网从未向朱时华询价，朱时华的”中国网络电视台”被关也与央视网无关。

　　2009年12月27日上午，朱时华举办新闻说明会，声明”民间的不见得就一定是山寨的”，他的”中国网络电视台””不存在不被官方管辖的意味”，没有”依靠抄袭、模仿、恶搞等手段发展壮大”，也不存在”反权威、反主流且带有狂欢性、解构性、反智性及后现代表征的亚文化的大众文化现象”。

　　而他的”中国网络电视台”，虽然只是一个没有视频的图文站，但仍将以中文网址和通用域名的形式继续运行。

　　朱时华觉得，政府有义务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一个运营4年多的合法域名，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难道真的是因为传说中的被”山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