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2009-12-09

 

谈谈相同点：

首先是，人数规模。在那里展开应聘的人数没什么变化。我记得上次有300-400人，这次也差不多。毕竟不是政府组织，所以它比较真实反映现实上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人数基本不变”意味着，下岗或失业人数或比率基本也没什么变化。不管媒体怎么报道，企业怎么需求，形势怎么变化，还有大量来自地方、农村的劳动者是没有工作岗位，而陷入生存危机的。

其次是，工作内容。那些应聘者们主张的拿手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餐厅、工厂、大厦等地方做炒菜、装修、清洁等低级性劳动。在市场里几乎看不到中等级别以上的知识导向性的类型，比如电脑维修、技术员工、公司财务等。可见，具有中等或高等以上的技术人员似乎能够以相对正常的方式应聘，也许许多人已找到了岗位。而天天在二马路展开游击战的，真正没找到工作的人是缺乏能够吸引企业老板们的知识和技术。

最后是，民工素质。这点跟工作内容密不可分。那些民工们的素质明显很低，不具备什么礼仪和理性。大多数都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初中或高中毕业，普通话讲得也很不标准，无法充分沟通，他们认为自己是个社会的受害者，而不追求自我成长，很情绪化地，没什么针对性地对待事业。事实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除了父母，妻子，还有几个即将或正在上学的孩子，应该说，他们的生存压力比城市大很多。

后谈谈应聘上的不同点：

首先是，工资要求。与去年相比，他们对招聘者的要求严格了一些。我也伴随了几场两者之间的谈判现场。去年看到的情况是，”我来自上海，在找装修人员，你会吗？月薪1200元”；”我去，马上跟着您就去！”。而今年看到的情况是，”我来自北京，在找川菜厨师，你会吗？月薪1500元”；”北京啊，工资又这么少，我不去…”；”那你说月薪多少？”；”最低2000，我之前在广东的餐厅是月薪3000元呢”。

其次是，打工地点。这点让我感到有趣，发现许多人不愿意去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大城市，说那边消费高，老板不靠谱，生活压力大。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赴往消费不那么高，节奏不那么快，生活较稳重的中西部中等城市，比如郑州、成都、武汉等。据他们经验，沿海的大城市与内陆的中等城市老板给的工资差不了多少，从综合待遇看，沿海比内陆也好不到哪去，甚至更恶劣。

最后是应聘态度，比去年相比，今年应聘者们看待现实的态度似乎乐观了一些。我记得，去年的二马路，整个市场充满紧张、迫切的空气，不同的应聘者之间经常吵架，打架。竞争，甚至战争氛围相当浓厚，毕竟来招聘的老板也很少。但今年更多看到的现象是，应聘者之间以较轻松的表情聊天，甚至合作起来，分享信息，共同努力找到岗位。老板来了，他们也先了解对方的需求何在，然后较冷静地判断老板提出的岗位对自己合不合适，相互让步，而不野蛮式地抢岗位。

以上六个方面似乎都是中国政经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体现的则是积极的变化和消极的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