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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谈微软研究院的“白板文化”

那段时间，凡是到微软研究院来参观的客人，都会忍不住感叹：”这里怎么有那么多写字的白板?”有的客人坐在我们的休息室里，会惊讶地发现，就连手边的茶几都能”写字”。

白板文化并不是我在研究院初创的。早在1983年，我在卡内基·梅隆读博士期间，瑞迪教授就已经在白板上和我讨论研究的方向了。很多美国公司都有白色的写字板，用特殊材料制成，可以用水墨笔在上面书写，之后可以轻松地擦掉。我认为这是工程师交流的最好方式。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来、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抹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灵感上。

一个想法的好坏，一个研究方向能否成功，都靠研究员们的”灵光一现”。而在研究院创建之初，让这些聪明的中国人不分地点地交流、不分级别地辩论特别重要，因此，多装一些白板，成了我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

这个想法与亚勤不谋而合。他在回国之前就发邮件给我说，”开复，我习惯有一个能和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的办公室，我需要一个大一些的白板。我注意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办公室的白板都很小，我们是否有机会把白板变得大一点?”

我马上给他回了邮件：”我们将打掉一面墙，为你建一个更大的办公室，大约20平方米标准的办公室大约是13平方米。明天就有家具公司的人来，给你的办公室配一个14米的白板!”

亚勤回邮件时大叫，”嘿!14米!你在开玩笑吧，开复，那么大的白板可以延伸到长安街上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犯错了，赶紧回复：”不好意思，亚勤，白板不是14米，我搞错了，它大约3米宽、1.5米高。别为此不高兴，而不到中国工作了噢!呵呵。”

多年以后，亚勤还经常调侃我，”办公室里的白板只有4米，开复，你还欠着10米呢!”

为了让白板文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还设计了”白板茶几”，摆在研究院的各个角落。有了”白板茶几”，研究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可以随手把想到的要点写在桌上——桌上有嵌入的白板，那场面，就像”围炉夜话”一样。

在我们最大的会议室”指南厅”里，可以看到正方形、长方形，甚至圆形的白板桌。还有整整一面的”白板墙”。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白板，成了研究院的一种标志。

有一次，微软研究院拍纪录片，请了几位摄影师来拍”工作情景”，公关经理尚笑莉建议我请几位研究员来做”临时演员”，演出一个讨论的场面。

几位研究员被拉去做戏时相当不情愿。到了”火药库”，导演开始导戏，”你们就像平常一样，该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不要看我们。”这时，一位研究员在白板上写了个问题，其他研究员很快聚在白板周围争论不休，完全忘记了旁边的镜头。片子拍完，摄制组都扛着摄像机走出希格玛了，他们还在那里激烈地争论。导演感叹说，”这些演员，表演太逼真了!”

我总是觉得，细节能体现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有些企业，布置得很奢华，老板的办公室比员工的要豪华得多，就可以猜到，它的等级观念可能很深。在我们的研究院，来访者看到那些白板，就可以感受到它鲜明的学术风格。

后来，美国顾问委员会的教授来微软中国研究院参观时，看到研究院的”白板茶几”，非常惊讶。他说：”开复，这个构思真的不错，要不然，你寄一个这样的桌子到美国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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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强

开年不过两周，来自盛大的重大新闻至少已有四项：接连收购金酷游戏及麻吉媒体(Mochi Media)，与金山成立合资公司并签署”开放之约”，同时，筹备多时的”盛大旅游”也即将推出。

“疾如风、侵略如火”，在继2009年一系列密集的并购和合资案之后，陈天桥为实现自己横亘全产业链的盛大娱乐帝国梦，扩张又一次提速，盛大互动娱乐帝国未来的”粗轮廓”已经隐隐浮现。

根据盛大游戏CEO李瑜的介绍，自去年11月和湖南卫视成立盛世影业之后，盛大的娱乐帝国布局的框架基本完成：盛大集团是整个帝国的基石，而盛大游戏、文学、在线、华友世纪、盛视影业，则是集团下纵向的一驾驾马车。如果算上即将浮出水面的盛大旅游、旗下仍在潜水的动漫、手机互动娱乐等子公司，盛大可驾驭的马车至少达到七驾之多。

盛大能否成为陈天桥梦寐以求的”迪士尼“式的互动娱乐帝国，关键也就在于这些马车能否在运作模式、资源共享上”联辔”打通，从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愿景是美好的。在陈天桥的设想中，通过这种原创内容的版权纽带，就可将横向分布在盛大业务链上的各节点联系起来，将现有的五驾马车串联成一个整体，实现资源的整合，从而达到一个更大的协同效应。

这种尝试在盛大文学和盛大游戏之间已有先例。成立2年的盛大文学虽然至今营收不过1亿元，但被侯小强称为是盛大的”苹果园”：网站的原创内容就像是长出来的苹果，即可以直接拍卖，也可以像制作苹果酱一样，取精去粗，将内容改编成游戏策划、影视剧本甚至是歌曲作词，为盛大游戏、盛世影业和华友世纪提供重要的素材。

这个果园提供给盛大游戏的”苹果”，也保证了盛大游戏能够推出一些在中重度玩家之外，还颇受追捧的游戏题材。最成功的案例便是风靡一时的《盘龙》被盛大游戏改编成网游，表现不俗；时下正大红大紫的玄幻小说《星辰变》也被盛大游戏相中，同名网游不久即将面市。

事实上，盛大旗下的任何一驾马车都能成为原创内容的源泉。比如，由盛世影业创作的剧本，可以拍出电视剧，也可以转变成好的音乐、好的小说；或者是华友世纪的歌曲，上了TOP排行榜，就可以将其变成影视、游戏的主题曲；而像盛大游戏代理的《传奇》，深受世界上数千万玩家的认可，同样可以把它改编成小说，拍成影视剧。

如此下来，在横向的层面，盛大以原创内容的版权将旗下相关的资源联系在一起；在纵向上，这些关键点也在进行上下游产业链的扩张。这种纵横交织，便形成了盛大自己的娱乐巨网。无论是书迷、影迷，或者是电视迷、网游迷，很容易就落入这张巨网之中，并且被牢牢地黏在网上。正如陈天桥所说：”也许现在提到游戏，你就会想起盛大，但在将来，当有人提及盛大时，你想到的将远远不只是游戏。”

愿景总归是愿景。虽然通过布局各个行业的”制高点”，陈天桥已经摸到了一把花色齐全好牌，但如何内外打通，将这一把牌码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一个常规的问题，便是如何保护今后借以贯穿连结五大马车的原创版权。去年年末，侯小强在北京奔走，向盛大的”合作伙伴”百度，就盗链、盗贴等侵权行为发起了诉讼。而这一类的风险不仅局限于盛大文学，今后盛大各个布局都会面临不同情况的斗争。比如，盛大游戏要捍卫自己的游戏版权，华友世纪要保障自己的音乐版权，盛世影业要维护自己的影视版权，而像酷6网这样的视频网站则要规避可能的侵权风险等。

目前看来，受制于大环境，盛大对于旗下原创版权的保护尚乏良策，盛大文学总裁吴文辉曾称，这一局面，将迟延盛大的脚步。

其次，即使拥有原创版权，是否能很好地互为所用，也同样是制约盛大发挥五驾马车协同效应的关键点。毕竟，在盛大内部，原创内容今后虽然可以在游戏、文学、音乐、影视之间流转，但在表现手法上却大有不同，这就要求改编者有极深厚的功力。否则，赚钱的游戏也有可能转化成赔钱的烂片，精彩的小说也有可能变成平庸的影视剧。这样的风险在好莱坞早有应验，影视导演Uwe Boll对《死亡之屋》、《吸血莱恩》等游戏大作的失败改编便是先例。

更何况目前在盛大内部，各个公司之间虽然看似联系紧密、但却不互为依赖。”盛大的各个公司是盛大文学众多客户中的一个。”侯小强介绍称，”我们的一个剧本、一个脚本，同样的价格可能会卖给盛大游戏，如果别的公司出价比它高的话，可能就要别的公司优先了。”

按照盛大自己的介绍，这样松散的合作模式被认为是有利于适当竞争的市场行为，”既保证了子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也兼顾了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且避免了公司间磨合的问题。”

但事实上，这也反映了打通不同板块的难度，即盛大内部究竟应该建立起怎样的内容流转与利益分享机制，从而让各业务模块之间对选择内部流转和合作拥有积极性？如果没有更紧密的合作模式，盛大帝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是分散在不同行业、偶尔关联交易的一个个独立山头。

因此，整合仍将是陈天桥长期的主题。”整合本身就是盛大核心竞争力之一，我现在不干具体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干这事。”陈天桥去年11月在盛世影业的发布会上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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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编者按：本文为《中国官员行为考察》的下篇）

在上篇中，我们取中国处长阶层分析，现在，我们将重点转向基层权力体系。

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基层权力运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妨归纳为”新式动员+权力集中”模式。

可以说，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几年是地方政府的”迷茫期”。一方面中央集中财税的政策让地方政府一时难以找到”新的增长点”，所以我们看到世纪末中国的任意摊派和加重费税，尤其是对底层居民（其中以农民为多数），造成了激烈的冲突。

另 一方面，几经下放的地方国有企业纷纷改制或破产，加重着地方财政和就业压力。在此种背景下，地方政府有动力让国企破产或改制，不单是因为有中央政策，更是 因为分税制后”税基”已经不按所有制划分了，而是按属地原则划分——不论是否为国有企业了——也就是说地方的”合作”姿态暗藏着对新财源的期盼。

问题是作为塑造政府行为最核心的财税体制的改革仅仅完成了一半，即仅仅是中央和省（直辖市）分了税，但省之下的改革一直没能完成，均等化的财政支出也一直没有到位，传统的经济承包制、政治承包制，甚至个人承包制仍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发挥着核心作用。

如果说2008年底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是中央政府一次有意识地集中投资，那么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也有一次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的高潮，其中主角是地方政府，方式是招商引资，体制支撑即是”新式动员+权力集中”。

要理解这样的政府行为方式，先要弄清地方经济是如何现实运行的。

其实，现在很多人笼统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很不准确。

很 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土地不但不能直接带来利益，甚至政府还要赔本。因为为了吸引工业项目，必须有工业用地相配套，其中不少土地是以低价出让给企业的， 政府期望的仅仅是企业的投资流水（及流转额带来的流转税，这在中国税制里占了大头），还有可能的工业区周边的商业开发利益，还有就是就业。地方政府这时来 自土地出让金的收益很少，甚至政府把低价土地当作了投资——这是我们所说这次地方政府投资高潮的主要特征。

于是，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形态形成了，即地方政府出土地、工业企业（或地产开发商）出项目和部分投资、银行出流动贷款。

在 很多省市上报发改委的四万亿资金申请计划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筹资金”一项——很多新兴的地方融资平台也是在”融”这个方面的”资”。这个”筐”里包括企 业自筹资金和政府自筹资金两项，后者占很大比重，而其来源复杂，财政性资金（特别是预算外资金）、银行贷款担保资金、社会资金都是渠道。

政府自筹资金是政府可支配度很大的资金，它是观察政府行为的一个好视角。这个资金很早就有了，80年代以各级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利润为主要来源，90年代以各种收费等预算外资金为主，90年代末后，银行信贷担保资金、土地出让金等更多地加入其中。

如 今，四万亿刺激项目推动地方政府的自筹资金也迅猛增长。2009年上半年，仅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各级政府为推动投资增长而自筹的资金就有1628亿元，同 期该省一般预算收入才是1133亿元（《浙江经济》2009年第15期）。而作为社会资本充裕的该省，民间投资增长率到2009年6月还未恢复到2008 年12月的水平。

大项目有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支撑，中等项目有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和银行信贷支撑，小项目则除了基层政府财政和自筹资金 支持外，还吸引着各类社会资本。有趣的是，90年代末以来，社会资本在二、三线城市和县域的体现比大中城市要显著得多，其主要是以地产开发和建筑业为渠道 的，因为基层政府资金捉襟见肘，大量社会资本，甚至以高利贷形式出现（如地产商在融资凭证上将集资标为”股东入股分红”），2008年湖南湘西集资事件就 是体现。

与这样的现实经济运行相结合，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并形成着上述”新式动员+权力集中”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举全市（县）之力”体制，即全员招商引资，并且很多地方一些本属公共服务的部门也被下达了招商引资任务，与业绩考核挂钩——90年代初的第一次招商引资潮也曾层层下达任务，但力度远不及此次，也没有制度化，更没有把任务加到政府公共服务部门身上；

第二个特点是，政府官员围绕项目”组班子”，甚至除了低价土地外，还动用财政资金”返还”或”奖励”吸引投资，有的也开始用财政资金给招商成功的政府”项目班子”发奖金。

这两个特点是十年前不曾有过的，也深刻地改变着地方权力结构。

前一个特点不仅加大着政府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更相对减少着对本区域公共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力度——很有意思的是，一些沿海地区在GDP高涨的同时，投入教育等事业的资金比重反而相对下降。

后一个特点则大大强化着本已集中的地方权力体系，甚至制度化这样的趋势，使权力更集中于个别主要领导，他们受制约和监督的程度因此可能更小了。

通过对地方政经运行和权力体系新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体会到当前政、经二者是如何互相塑造的，这是个丰富而复杂的过程。从追逐费税（行政资本）到土地地产（产业资本），再到目前追逐过剩的信贷（金融资本），从地方政府行为身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真实的中国图景。

现在，一些表面上的官民矛盾（包括成都拆迁自焚事件，还有瓮安事件等）、劳资矛盾、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本质上却是上述政经运行模式中，地方政府财政和金融体制矛盾与危机的反射。与1993年中央面临的危机不同，现在，地方的危机如何处理呢，能否演化出一次新的改革呢？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如交流，也可发作者信箱maimai2010@126.com）

六十年代初，有人请美国未来学创始人之一的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预测：”美国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纪初将有什么事件发生？” 以思维敏捷著称的贝尔如此回答：”在1972年、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4年 …… 将会各有一次美国总统选举。” 在当时，能够这样制度化、常规性民主选举的国家屈指可数，其中大多为西欧、北美国家。贝尔所表述的通过选举以取得权力和平过渡的政治运作揭示了预测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关键。

半个世纪以来，民主选举已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而逐渐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普遍实行的政治制度。东欧、南美众多国家的民主化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亚洲国家的日本、韩国也已建立了健全的民主体制。人口大国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巴基斯坦的民主选举又使全球人口的大多数都能享有”一人一票”的权利。尽管各国民主制度的健全程度不同，孙中山先生近百年前关于民主的著名论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政治现实。

然而，中国在过去百年探求民主的过程中充满了失败和挫折。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奇迹确实带来了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但让世界有目共睹的只是经济的飞跃，而不是政治的发展。国家领导人也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用温家宝总理的话来说，这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因此，探讨中国民主化进程事关重大。

经济飞跃、政治滞后

有人或许会说中共的权力转移也已逐渐制度化。每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和全国人大换届，每十年一次的最高领导人代际更替也可谓约定成俗。但是，中共的权力转移更多的是派系间的交易，或”黑箱操作”，而非选举的结果。中国政治发展的滞后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从国内层面看，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新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大规模城市化的副作用、社会老龄化、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不足、官员腐败盛行、中央和地方关系紧张以及民族冲突都需要更有效的治理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更新。

从国际层面看，一党独大的专制制度所造成的负面国家形象也成了中国发展的障碍。并且，中国目前还没能建立起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而这种价值体系是中国”软实力”必不可少的内涵。中国崛起后是否能获得二十一世纪的领先地位，最终将取决于中国能否达到世界公认的治理规范，包括政治多元化、开放、法治、人权、新闻和信仰自由、透明度等。正由于此，近年来众说纷纭的”中国模式”难有共识，更无定论。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不应仅仅是纯粹的经济模式。很难想像一个落后于世界潮流、政治体制弊端重重的国家仅靠经济实力能成为各国的楷模。没有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所谓的”中国模式”无非是国人夜郎自大的一厢情愿。相反，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中走出一条与经济飞跃相映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之路，中国必将让世界对其刮目相看。”中式民主”的启动将会有助于阐明何谓”中国模式”。

民主的普世价值

正是基于对政治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中共领导人及其智囊近年来不时提出有关中国民主发展需求的言论。从胡锦涛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到温家宝的”民主的普世价值”，从李源潮的”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到汪洋的”新一轮思想解放”，从中共理论家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到中央党校学者王长江的”探索中国式民主政治道路”，无不反映中国政坛的新思维。

关心中国民主化的海内外人士常常会问：中国精英的民主概念是否与世界上大多数人，尤其是西方人的民主概念相似。概念明晰对于中国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政治与学术对话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我们需要理解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建言者，如俞可平和王长江，回答这一问题的政治背景。他们中目前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采用多党民主竞争体制，也不认为中国应该走向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体系。

这样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即使那些对中国的民主化最为乐观的人也认为中国短期内便能建立起一个多党体系是不现实的。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有着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形式，必将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毕竟，英国式民主、日本式民主、印度式民主，墨西哥式民主、美国式民主在某些方面都各自相异。然而，他们都有制度上的分权制衡、政治选择权、宪政、新闻媒体的独立、确定的公民自由权。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它若想要被认为本质上是民主的，就必须具备这些共性。当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他意指民主对全人类都是好东西，不是仅对美国人或中国人而言。和温总理一样，俞可平明确而坚定地倡导着民主的普世价值。

对民主的希望与恐惧

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和公众现在倾向于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行政治改革。事实上西方民主成为一种成熟和可持续的制度、并实现”一人一票”这一最基本的民主原则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对许多当今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而言，民主或许带来更多的是恐惧而非希望。那些相信民主转型可能导致诸多灾难的人，对民主转型有着深深的恐惧。这些忧虑包括：另一场天安门悲剧，既得利益者特权受损，领导层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央与地方的冲突，网络谣言四起，煽动家的崛起，外国势力的反华阴谋，多民族国家的瓦解，大量贫民和充满怨恨的社会群体的暴乱等等。

从当局的角度来看，充满矛盾的中国经不起这种恐惧造成的紧张和可能带来的冲击。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观点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在一个像中国这样法治不健全的国家，推动民主选举将会是一场灾难。用他的话说，”如果党实行选举，中国共产党会分裂，如果国家实行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解体。”

如果中国当权者或大众认为民主会导致动荡甚至国家的瓦解，民主就失去了吸引力。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认为民主会削弱而不是促进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会对这样一种中国的政治未来达成强有力的共识。对他们中青睐民主的人来说，中国应寻找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成本走向民主的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在时间上是渐进的，在规模上可控的。这些政治改革包括了党内民主、基层选举和法治改革。

渐进可控 － 中国模式与中式民主的结合点

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共党内精英对中式民主的思考与二三十年前经济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如出一辙。在经济改革中，中国从未采取其他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转型的”休克疗法”。 有序、渐进、可控是中国模式中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特点。先农村、后城市；先乡镇企业、后私有企业；先开放沿海、再渗透内陆；先开发区试点、再各地全面推广；先经济快速起飞、再关注合理分配。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调整、修正、纠错、创新。

同时，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并没有轻信或者盲目崇拜完全市场化，或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在解决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许多弊端后，保留了国有经济中的一些有效成分，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行之有效的政府干预手段。基于同样的原理，循序渐进的党内民主似乎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最佳途径，中国民主政治试验也将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启动。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政治精英开宗明义地表示党内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作为走向全民民主或宪政民主的途径。

党内民主的虚与实

海内外那些不赞赏中共党内民主的悲观者或批评者，则对中共官方的”民主热”不以为然。党内民主对他们而言，无非是对中国老百姓和外部世界的空洞承诺。中共高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愿意接受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对权力的限制和特权的损失。批评者还认为如果不考虑多党体制，任何关于民主的讨论都将毫无价值。从中共1997年召开的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的概念已成老生常谈，而实际则为”雷声大、雨点小”，并无任何重要进展。

但那些对中共党内民主乐观其成的乐观者，却认为以党内民主为重心的中式民主已经启动。在去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四中全会上，党的领导层通过了实行党内民主、”党要管党”的有关举措。包括改进党内选举制度，规范选举程序、投票方式和候选人介绍办法，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严格把握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限制”第一把手”的权力，推行地方各级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加强对高级官员的财产审报和对配偶子女经商和移居国外的干部的管理，完善党的基层领导的直接选举，强调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

党内民主的有些举措已实行多年，如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在十七大时淘汰了8-10%的候选人。而这些被淘汰的往往是有高干子弟背景和口碑不佳的官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规章制度也在影响着中共官员待人处事的行为模式。但是，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十分有限。在更高层次的权力机构如政治局委员、省部级正职官员的产生从未经过”差额选举”。 当中共不改变其”党要管人事、媒体、司法、和军队”的情况下，所谓的”党要管党”显得有些”自欺欺人”。

“一党两派”－ 中式民主的雏形？

对中共党内民主的批评和怀疑，尽管不无其道理，但往往忽视了中共内部积极和潜在的深远变化。中国当今政治最有趣的特点之一便是共产党已不再由一位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铁腕人物领导。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形成了两派非正式的联盟，他们分掌权力、集体领导。这两股势力为了权力、影响力和政策控制力而龙争虎斗。当然，共产党内部存在争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不同的是，如今的这种争斗己不再是赢家通吃的”零和”游戏了。同样有趣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用”党内民主”的概念来阐述共产党领导层内的相互制衡制度化的理念。

中共高层的这两个集团或联盟可以被划分为”平民派”和”精英派”。国内家喻户晓的”团派”和”太子党”又各自是这两大联盟的核心。他们之间的差别反映了中国两股社会经济势力在不同层次上的力量角逐。”团派”经常呼吁建立和谐社会，更为关注诸如农民、民工以及城镇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而”太子党”则更倾向于发展市场经济，维护企业家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这种现象可称为”一党两派”模式。

中国高层的这种权力对垒和轮替机制，可以带来健康的政治活力，从而防止任何一派用权过度。更重要的是这种政治机制不会停滞不前，而且这种不断变化的机制会使政治游说变得更加透明，派系政治变得更加合法，选举也变得更加频繁和真实。中国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快速增长中的中产阶级，还是不愿边缘化的民工阶层；无论是全球化时代成长的青年学生，还是数量众多的退休老人，都会更多的参与政治。媒体的商业化和网络革命也会使中国政治日益透明。果然如此的话，不难想像再过约10年到15年的党内两派合作共存之后，中国共产党将沿着平民派和精英派之间的界限分裂。主要因为这种制度演变的渐进性，这种裂变也许能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

在创造经济奇迹，成为经济强国后的中国人不会希望将自己同包括朝鲜和古巴在内的极少数落后孤立的共产主义国家归为一类。也不会容忍李光耀等对”中国人对民主体制不感兴趣”的侮辱。他们不太可能满足于在政治民主的大门前止步。中式民主成功与否将成为中国模式的试金石。综上所述，即将到来的中国式的民主变革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必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