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帝国主义”的幽灵还在徘徊

发达国家在过去十年回避全球变暖政治责任的借口是———“中国”（还有印度）。
它们指中国排放温室气体较英美等工业国家为多，换言之，问题不在他们，元凶另有其人；或者说，你指控我排放多，还有一个比我们更甚的呢！

如此诡辩在严谨的科学证据下难免要原形毕露，但在事实愈来愈难以改变现实的今天，先进国家的借口及强辞，换来的除了是一种拒绝承担责任的态度外，也可能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在处理指控时也背离事实，将错就错地把指控当成一道延迟承担责任的屏障。

这种国际间的政治手段，不但无助于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更甚者，会令事情进一步恶化。

视发展中国家为造成全球变暖问题元凶的说法，其实也是与历史不相符合的。从一种自然环境生态角度来看，学者AlfredCrosby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的观念。他指出，我们以为帝国主义造成被占领国土的破坏是在于其船坚炮利，其实帝国主义对生态的影响远较武力军事带来的灾难更深远和广泛。

生态帝国主义的历史影响，使跻身工业发展的国家地区在急起直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便不能简单地以一种缺乏上述历史发展因素作考量来谈对等的国际关系，并指控别国排放比自己多。

我这样说并不是表示我接受在生态帝国主义下受过苦的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的事上可获豁免，或认为应有一个较为宽容的排放许可配额。因为这很容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以为还有空间容许某些国家地区在不理会全球变暖问题的情况下继续无休止地排放温室气体。

从个人层面，我们当然可以举出数十个个人措施来回应问题，但当你正思考要更换一只节能灯泡时，你看到每天五光十色的夜景，你便会自问：我就是更换全屋的电灯泡也只是杯水车薪，相比晚上大厦商铺的用电量实在九牛一毛，甚至感到多此一举。也正因为有这些个人能力未能及的地方，政府针对全球变暖问题立法和制定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唯有个人和政府皆能看到问题的急迫，我们才可能回到人权的最基本单位———个人，并不一定要倚仗别人的指点批评为最终的参考，如此，我们便能认清和脱离被指控的桎梏，积极自主地参与减排。（作者：余在思 系香港环境教育工作者）

“软权力”是相对“硬权力”而言的一个国际政治概念。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约瑟夫·奈。奈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参与辩论美国是否衰落的过程中，否定美国衰落论，认为美国的权力本质和构成只是在发生变化。奈认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而今天，实力的界定不再仅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
近十多年来，奈在多种场合解释了他的“软权力”概念。结合美国的实际，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上不仅拥有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优势，而且还有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权力”优势。“硬权力”是通过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威胁利诱别人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权力”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拥有“软权力”一方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归根结底，“软权力”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
美国虽然面临霸权的困境，但是，其软权力的全球影响，应该为中国所重视。要做美国的对手很容易，但要做善于向它学习的朋友很难。此为“洋为中用”。
就“古为今用”而言，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中华帝国就是一种软权力体制。近代以来，受“弱国无外交”之深刻教训的影响，自洋务运动而至今日，中国在硬权力的构建上面已经走上了飞速发展的轨道，而软权力的构建正落后于硬权力的发展。
建立在儒家文化软权力基础上的朝贡体制首先是一种礼仪体制。礼仪是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要依据。礼仪在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理想方面发挥了政治权力的作用。
中国的朝贡体制与西方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殖民体制是不同的。中国不谋求对附庸国的直接政治统治，而只是通过册封实现政治管辖；中国不对附庸国殖民，相反，谋求对他们的文化影响，希望他们认同中国的中心地位和优势；中国不对附庸国进行经济剥削，相反，通过“薄纳厚赠”，藩属国反而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这种关系是互有所求的：中国获得心理满足和边境安全，而藩属国则借助中国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乃至国防上的安全保障。
朝贡体制建立于中国在东亚的文化优越性基础上，是古代中国软权力的真实而成功的实践。尽管西方的坚船利炮终结了这个体制，但是并没有终结这个体制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因此，从传统文化中开启适应未来世界发展的文化基因，应该成为国家走向世界的重要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软权力构建方面曾经有过的深刻的经验教训。其中首先是领导人个人魅力和个性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着过去１５０年从未有过的“软权力”。比如，毛泽东的游击战鼓舞了拉丁美洲、非洲与东南亚的游击战士，他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激起了广泛的共识，他发动的“文化革命”则是１９６８年西方学生运动的精神源头之一。但是，当时的情形不是常规状态，不能成为中国加强软权力建设的战略。
而邓小平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是渐进式的改革模式。邓多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说明中国领导人的现代性和开放性魅力可以成为软权力。这是有益的经验。当代“第四代”领导人在塑造亲民形象上是较为成功的。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加强软权力建设的重要手段。
其次，国内政策也可以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软权力：在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东亚金融危机时，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为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形象收益。在ＳＡＲＳ后期中国的负责任表现，也加强了中国的影响力。
最后，对国际上承担义务并坚持付诸实施，也是中国加强软权力的重要举措。比如，中国作为核大国，一直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中国加入ＷＴＯ时，承诺市场开放和进行国内法制经济的建设。宣布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高姿态，更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软权力意识。
因此，中国在软权力建设方面，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李扬帆）

岛国的姿态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说。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认为，“那些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王小甫认为，这一态度反映了日本对当时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井真成入唐时，日本对唐朝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改观。这与一次发生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战争有关。

公元663年，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遭遇彻底失败后，日本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

在朝鲜半岛附近，唐水军首先到达白村江口。之后，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村江，两军遭遇。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 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最终，“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日本学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后》里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时期，年轻的井真成出海，踏上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路途。
同在巨船之上的，还有诸多日本工匠，他们是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的。认识到差距之后，日本开始迅速转向，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

盛唐气象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

在海上漂泊近3个月后，井真成到达宁波。按照惯例，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则会把他们一路护送至首都长安。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是盛唐时代中的鼎盛时期。唐玄宗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长安城到处洋溢着一种空前未有的生气。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那时，整个城市里流动着含黄土高原风沙的干燥空气，街道上漂浮着特殊的内陆泥土气息。

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这位日本少年进入城后，很快被淹没于人海中。妹尾达彦说，当时长安城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能量在日本是根本见不到的。

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西方和东方的商业、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集。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在公元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长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用于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都建在皇城南边的一片广大地区上。它们离皇城南门的朱雀门不远，据说这样设计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员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妹尾达彦说，“可以说，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坟墓中，浓缩了那个时期的长安的政治状况和城市文化状况”。

千年前的“国际学校”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
在中国的学习，给井真成带来了新的面貌。铭文中称赞这位年轻人在“踏礼乐，袭衣冠”之后，“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于朝廷，气度无人能比。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

井真成究竟在哪一个学部学习，这还是个谜团。只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吕是在“太学”中学习。

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断，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在日本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备的出身相对较为低微，最多只能进入四门学。

1200多年前，这些高等学府就像一个个国际学校，东、西方的留学生都混杂在一起学习。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竟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的考试中得中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

阿倍仲麻吕终身在中国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

下道真备则在中国住了17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由于历史记载太少，井真成的经历就显得模糊而无法辨认了。通过墓志上的记载，只知他“强学不倦”，10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学问。

影响日本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

学业有成的井真成并未来得及衣锦还乡，就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墓志铭称，井真成
“问道未终……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终于官弟”。

此时，他的大多同伴陆续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井真成也想回国，从墓志铭文“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着故国。

对这位天资聪慧却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国皇帝有着异常深厚的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追奉他官职，以官礼下葬。

而且，追奉他的官职也耐人寻味，“尚衣奉御”，即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这个官职虽无实权，但也官至五品。而且历史上，担任尚衣奉御一职，多为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见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也证明中国对日本遣唐使的真挚与友好。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尊孔获准，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营原娓成入唐学医，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三笔”，即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三人，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

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19世纪初期在马尼拉停泊的西方船只和中国船只

中国何时开始落后？

许多人认为中国在造船与航海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纪，也就是清初康熙年间，这恐怕与史实有点出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于1433年，而
1436年登基的明英宗就停止建造大型海船，彻底闭海，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更销毁了郑和远航的所有档案资料。有明一代总的说来以海禁为主，仅偶有松弛。清初出于防范郑成功、张煌言等从海外发动反清斗争的需要，海禁更加严格，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500石合30吨，大船从此绝迹。顺治十七年(1660年)颁布“迁海令”，命令从渤海湾到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三四十里，将所有船只烧毁，寸板不许下水，违者“死无赦”。此后虽然偶有弛禁，但对商船仍附加许多苛刻限制，如每条船只许携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携带铁斧一把。清朝水师的主要用途不是防外而是安内，船虽不坚，炮虽不利，但对制服老百姓已经够用了。正是这些做法，给了中国造船业以致命的打击。和其它许多工艺技术一样，中国造船技术历来只靠师徒口手相授，鲜有文字记载，几代不造，便臻失传。

中国又长期没有海防观念，虽然很早就有“水师”，但“水师”并非海军。明代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水师”才开始有防护沿海岸港口的任务。清承明制，分设巡江、巡湖的“内河水师”和防守海口、缉捕海盗并且“巡盐”的“外海水师”。但清朝的“外海水师”其实也就相当一些国家的海岸警备队，算不上是海军。鸦片战争、包括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帝国都是只有“岸防”而没有“海防”。更可悲的是，这种情况直到抗日战争都没有改变。中国真正有保卫自己万里海疆的概念并为此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真正自己造军舰，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博览群书 戴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