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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船利炮 VS 薄纳厚赠

“软权力”:洋为中用与古为今用
2007年11月19日 10:09:04  来源:《世界知识》杂志

“软权力”是相对“硬权力”而言的一个国际政治概念。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约瑟夫·奈。奈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辩论美国是否衰落的过程中,否定美国衰落论,认为美国的权力本质和构成只是在发生变化。奈认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而今天,实力的界定不再仅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
近十多年来,奈在多种场合解释了他的“软权力”概念。结合美国的实际,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上不仅拥有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优势,而且还有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权力”优势。“硬权力”是通过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威胁利诱别人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权力”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拥有“软权力”一方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归根结底,“软权力”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
美国虽然面临霸权的困境,但是,其软权力的全球影响,应该为中国所重视。要做美国的对手很容易,但要做善于向它学习的朋友很难。此为“洋为中用”。
就“古为今用”而言,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中华帝国就是一种软权力体制。近代以来,受“弱国无外交”之深刻教训的影响,自洋务运动而至今日,中国在硬权力的构建上面已经走上了飞速发展的轨道,而软权力的构建正落后于硬权力的发展。
建立在儒家文化软权力基础上的朝贡体制首先是一种礼仪体制。礼仪是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要依据。礼仪在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理想方面发挥了政治权力的作用。
中国的朝贡体制与西方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殖民体制是不同的。中国不谋求对附庸国的直接政治统治,而只是通过册封实现政治管辖;中国不对附庸国殖民,相反,谋求对他们的文化影响,希望他们认同中国的中心地位和优势;中国不对附庸国进行经济剥削,相反,通过“薄纳厚赠”,藩属国反而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这种关系是互有所求的:中国获得心理满足和边境安全,而藩属国则借助中国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乃至国防上的安全保障。
朝贡体制建立于中国在东亚的文化优越性基础上,是古代中国软权力的真实而成功的实践。尽管西方的坚船利炮终结了这个体制,但是并没有终结这个体制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因此,从传统文化中开启适应未来世界发展的文化基因,应该成为国家走向世界的重要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软权力构建方面曾经有过的深刻的经验教训。其中首先是领导人个人魅力和个性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着过去150年从未有过的“软权力”。比如,毛泽东的游击战鼓舞了拉丁美洲、非洲与东南亚的游击战士,他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激起了广泛的共识,他发动的“文化革命”则是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的精神源头之一。但是,当时的情形不是常规状态,不能成为中国加强软权力建设的战略。
邓小平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是渐进式的改革模式。邓多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说明中国领导人的现代性和开放性魅力可以成为软权力。这是有益的经验。当代“第四代”领导人在塑造亲民形象上是较为成功的。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加强软权力建设的重要手段。
其次,国内政策也可以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软权力:在1997年~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为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形象收益。在SARS后期中国的负责任表现,也加强了中国的影响力。
最后,对国际上承担义务并坚持付诸实施,也是中国加强软权力的重要举措。比如,中国作为核大国,一直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中国加入WTO时,承诺市场开放和进行国内法制经济的建设。宣布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高姿态,更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软权力意识。
因此,中国在软权力建设方面,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李扬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