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何时进入中国尚有争论，但是，至少在唐朝，长安已经有了基督教团体。早期来到中国的西方宗教影响并不大。13世纪末，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元朝灭亡后，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中断了200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明朝晚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中国渐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意大利人利玛窦是一个有较高个人修养和知识水平的人，他于1601年定居北京。利玛窦意识到中国文化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文化，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利玛窦改变了欧洲的传教方式。他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学习中文，把上帝解释为中国人的”天”，不讲耶稣受难的故事，大为淡化基督教的排他性，允许中国信徒继续祭祖、祭孔等传统习惯。利玛窦的这种传教方式也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认可，连徐光启这样的大官都皈依了天主教。
在这种平等和尊重的态度下，这一时期的东西方交流既使得双方获益，但也体现出交流不够充分的遗憾。英国学者培根就是在这个时期高度评价了四大发明对欧洲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但是，培根在发表它的著作《新工具》时，并不知道他所说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来自于中国。这种情况更显示出当时的东西方需要进一步的相互了解。然而，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做法却遭到一些自以为是的天主教派别的非难。
基督教是一个大概念，其中教派林立，矛盾重重，你死我活的拼杀在某些历史时期极为常见。利玛窦所属的耶稣会是一个仿效军队编制的教派，1540年创建于巴黎。在耶稣会创立之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已在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耶稣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立的。
耶稣会的目的不同于马丁-路德，它反对新教，但是主张教会内部改革。应该说，耶稣会对于文艺复兴的态度介于激进变革与保守顽固之间，属于宗教改良性质。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耶稣会比较关注最新的知识和学术，其成员大多都有较高的修养和知识水平。他们这种温和改良宗教的态度，也受到欧洲很多王权的欢迎，很多国王的私人忏悔神甫都是耶稣会成员。但是，耶稣会的保守也显而易见，它可能是唯一一个对教皇宣誓绝对效忠的教派，无条件执行教皇的一切命令。其目的是想让自己主张的宗教内部改革，让教皇放心，从而得到教皇的接纳。
在基督教内部，各种教派势力的强弱，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信徒的人数。成立不久的耶稣会发展势头非常快，而且还走出欧洲，向东方扩展，其宗教改良的态度，使得它在面对不同文化时，并不拘泥以往教会严格的教规，显示出灵活性。耶稣会这种后来居上的势头，很快遭到其他教派的嫉妒，最为突出的就是”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
“多明我会”是天主教内势力最大的教派之一，中世纪时期的宗教裁判所大多由”多明我会”设立。基督教最著名的宗教理论家托马斯-阿奎那也是”多明我会”的成员。”方济各会”也是中世纪设立宗教裁判所的积极角色，不同的是，它是天主教中著名的苦修派别，主张坚守贫困，托钵行乞，反对拥有财产，反对世俗化（方济各会内部还有派别，主张略有不同）。”方济各会”也是在宗教改革中遭受抨击最为猛烈的教派之一，因为很多”赎罪券”就来自”方济各会”的修士。
用今天的话来说，”方济各会”可以称之为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多明我会”则是天主教内部最为保守、正统的派别。这两个教派的历史都要比耶稣会早300多年，然而，由于他们抱守中世纪教会的顽固立场，使得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成绩，远远不如利玛窦所属的耶稣会。其中，多明我会于17世纪初，随着葡萄牙人到达我国台湾地区传教，结果被后来占据台湾的荷兰人驱逐，此后，多明我会在中国的传教仅仅局限在福建地区。16世纪时，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影响也很小。其中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崇尚苦修、清贫，病态地革除一切人性快乐的这两个教派，与中国人享受的生活理念是格格不入的。而耶稣会改革宗教的态度则宽容很多，而且，利玛窦还可以与中国的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眼看一个”后起之秀”抢了他们的风头，两个自以为老资格的天主教派，”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便在教皇那里告御状。
岔开说一下。葡萄牙人最早到达亚洲后，向亚洲传教的事务，经教皇批准，也交给了葡萄牙人管理，称之为”护教权”。当时随葡萄牙人来到亚洲的传教士们都是狂热的宗教分子，其中就包括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葡萄牙的东印度群岛总督阿尔布克尔克，于1511年夺取马六甲（现新加坡）后，屠杀了全部穆斯林，并用严刑拷打，强迫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改信天主教。
葡萄牙人大约在1550年前后开始在日本传教，经过半个世纪，很多日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这些日本天主教徒以长崎为中心，同时分布在大阪、江户（现东京）以及其他港口。他们主要靠与葡萄牙人等外国人做贸易赚钱。但是，这些日本的天主教徒很快被日本幕府政权指责为捣乱分子，原因很简单，一是天主教本身的教义，使得日本民众信仰天主教之后，就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在洋人撑腰下为所欲为；二是，有多少天主教的派别，就有多少来传教的不同传教士，他们将在欧洲的教派斗争带到日本，并且经常使用武力。同时，这些日本天主教徒已经失去了对本国的忠心。
于是，日本的幕府政权向葡萄牙传教士提出意见：如果天主教真的像你们所说，是唯一真正的宗教，为何你们在中国传教这么长时间，中国人却不接受？对比利玛窦在中国的行为，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根本没有平等和尊重的概念，只会给当地制造麻烦。1640年，日本禁止基督教所有教派的传播，所有的外国人被驱逐。本国的基督徒或者被杀，或者逼迫改宗。日本人禁止出国，禁止建造可以进行海外贸易的船舶。每年只允许一艘荷兰船进入长崎旁边的一个小岛进行贸易（因为荷兰人看起来只想做生意，不想传教）。但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在此列。
对此，葡萄牙人也很无奈，他们当时没有力量用武力打败日本，只好接受现实，乖乖地夹着尾巴走人。他们也许只有在海上是强大的，一上岸就不敢张扬。
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这个举动无疑是说，我们老大都没听你的，我怎么可能听你的？西方学者后来评论说，日本德川幕府当年的这个举动，给此后的日本带来200多年的社会安定、繁荣和经济增长。直到19世纪，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美国再次到来，重新打开日本的大门。此为后话。
其实，当时的亚洲国家的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西方人产生反感。比方说，日本人的洗澡习惯由来已久，几乎天天洗澡，印度人很早就有刷牙的习惯，每天刷牙。而当时的西方人满脸乱蓬蓬的胡子，邋遢，肮脏，浓密的体毛，浓烈的体臭，奇怪的面部特征，在亚洲人眼里，简直就像没有完全进化的猿猴。欧洲中世纪中断了古希腊、古罗马人洗澡的爱好，直到19世纪，洗澡才成为欧洲人的普遍习惯。而且，16世纪的西方人没有礼貌，自己人也彼此整天吵架，还同当地人乱吵架，好用武力，不讲道理，自以为是，很容易遭到亚洲人的排斥。
日本禁止基督教传播只是一个插曲，但是，日本的这个举动使得罗马教皇更加感到，在中国的传教对于整个亚洲具有极大的榜样和示范作用，从此，利玛窦代表的耶稣会传教方式日益受到天主教内部的挑战。就在日本禁止基督教传播的前后不久，”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向教皇打小报告的行为越演越烈。开启了梵蒂冈教会史上长达200年的”中国礼仪之争”，其中的关键就是针对利玛窦的做法，是否可以用”天”来代替上帝，是否允许教徒祭祖、祭孔，是否可以把中国人的”孝”与《圣经》结合等等。而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便不断向欧洲传达中国美好的一面，从而使得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了中国。
葡萄牙衰落后，由于当时的法国与梵蒂冈的特殊关系，原来属于葡萄牙的亚洲”护教权”，只剩下澳门这一块小地方，亚洲其他地区的”护教权”统统交给了法国。因此，欧洲教会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交锋，主要集中在法国，并在当时的法国引发了一场强烈的中国热，法语里面还诞生了一个专门的词汇Chinoiserie，直译叫做”中国风”，也有人译为”中国热”。
随着传教士们传回的关于中国的各种资讯，当时的法国，凡是带着”中国”字样的东西都广受欢迎，一切有关中国的游记都是畅销书，冠以”中国”的胡编小说也层出不穷，销路都很好。甚至有法国人，假称自己是中国人，写书抨击欧洲社会。300多年后，有一个名叫王山的中国人借用了这个方法，假冒自己是德国人，夸赞了一番中国。
明天继续。
